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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场]“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专题座谈会”在文化部301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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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讯（记者 李骉） 为贯彻中编办、文化部将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研究列为中国国家画院的职责，推动中国书法事业的传承和发展。2007年4月20日上午十时，“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专题座谈会”在文化部办公大楼301会议室召开，文化部相关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发言整理后补发。
以中国国家画院的名义观照书法——“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专题座谈会”在文化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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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专题座谈会发言纪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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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探讨国家画院将书法、篆刻的创作、研究与教学正式列入其工作职能的意义以及国家画院与当代书法发展的关系，并为其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寻找可行性依据，4月20日上午中国国家画院邀请文化部相关负责人、首都文化界、艺术界知名专家、学者及新闻记者30余人，在文化部举行“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发展”专题座谈会，取得良好效果。
经中央机构编制办公室、文化部批准，2006年底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更名后的中国国家画院在职能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将书法、篆刻的创作、研究与教学正式作为工作职能列入其五大基本任务之一。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正式结束了一个国家最高的美术创作、研究机构没有书法、篆刻专业的历史，再一次肯定了书法、篆刻的价值和它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本次专题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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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座谈会的有：文化部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吕章申、高树勋、蔺永钧、安远远；书法、美术、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沈鹏、欧阳中石、程大利、林岫、孙克、辜正坤、罗扬、王家新、陈洪武、张旭光、刘正成、叶培贵、李翔、李一；中国国家画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专业人员龙瑞，解永全、卢禹舜、张江舟、曾来德、梅墨生、吴一娜、李健、邬鸿恩、李晓军、马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文化报 》、 《文艺报》、 《中国书法》杂志等媒体的记者。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卢禹舜主持了本次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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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专题座谈会现在开始。今天是专家云集，大家共济一堂，对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的发展的关系进行研讨。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今天邀请了在京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他们分别是：国家博物馆吕章申馆长，文化部人事司高树勋司长，文化部艺术司蔺永钧副司长，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安远远处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欧阳中石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程大利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著名书法家李铎先生，著名美术评论家孙克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林岫女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辜正坤先生，财政部教科文卫司副司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王家新先生，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罗扬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陈洪武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张旭光先生，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叶培贵先生，总政文艺局李翔先生；参加座谈会的文化部系统的领导和专家有：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杨炳延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一先生。参加座谈会还有中国国家画院的领导和专家：院长龙瑞先生，副院长解永全先生，院长助理张江舟先生，书法篆刻创研室主任曾来德先生，理论部副主任梅墨生先生，书法篆刻创研室邬鸿恩先生、李晓军先生、马啸先生，院办公室副主任吴一娜女士。
中国画研究院在我们国家要打造一批代表国家形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精品，造就一批体现国家文化水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时，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党和国家明确要求，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国家画院要做到繁荣创作、推出人才、做好理论研究、搞好社会推广，并且具体到开展国画、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研究以及展览、收藏，国内外学术界交流，高级人才培养，国家重大课题的创作、研究等任务，这就明确了国家画院有着繁荣书法、篆刻的任务，推出书法、篆刻人才的任务，做好理论研究的任务和搞好社会推广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孙家正部长又进一步要求：要明确国家文化艺术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牢牢记住我们的使命。作为国家文化艺术机构，必须生产出体现国家水准的文化产品。要体现国家画院在书法、篆刻创作研究中的地位、发挥其作用，完成其使命，我们就特别需要听到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声音。为了便于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我们首先请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创研室主任曾来德先生介绍举行本次座谈会的基本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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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来德（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创研室主任）：关于为什么开这样一个会，我做几点说明。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过去中国画研究院没有明确的书法创作、研究任务，只是到了后来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以后，在我们的中国国家画院的职能中明确规定了书法、篆刻的职能工作。这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国家画院的更名表明了国家对美术事业的重视，对文化战略的重视和对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视。作为国家画院主要职能之一的书法、篆刻创作与研究工作，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开展起来。这个会是中国国家画院以开门求教的方式做的第一次活动。我们今天特别恭请了各位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为中国国家画院的书法、篆刻工作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虽然国家画院在书法、篆刻方面的工作以前没有开展起来，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局部性的工作。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特别注重书法、篆刻工作在整个国家画院中的工作成效。他除了自己研究和练习外，多次在全院的大会上对此加以强调。早在他开始主持中国画研究院工作时就成立了书法、篆刻创作研究室。现在这项工作迫在眉睫，今天以这个会来作为我们正式开始工作的前奏。我们组织这个会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聆听大家的意见。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老师能够畅所欲言，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请大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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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禹舜：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些媒体的朋友来参加会议。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中国书法》杂志、《书法导报》、《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美术报》、新浪网、搜狐网、中华文化信息网等。欢迎大家的参加。下面我们请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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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章申（国家博物馆馆长）：我一开始没有做讲话的准备，因为有那么多的前辈和名家在这里。我只是个业余的书法爱好者。这里我想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说几句。
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并且把书法和篆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座的各位或者是书法大家，或者是书法家兼画家，所以书法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今年二月份，在谢云先生把68幅作品捐给国家博物馆的仪式上，我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去年我到德国会见了他们分别在柏林、慕尼黑和格林斯顿三个博物馆的馆长。这三家博物馆在德国是最有代表性的。我送给他们一本小册子，结果他们一看我是搞书法的，就站起来给我鞠躬。为什么呢？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中国的油画是跟西方学的，才100年，对中国国画的认识，他们也跟我们不同，认为跟西方的水彩、水粉差不多，只有中国的书法是独一无二的，是神秘的，可见书法在西方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1992年我任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有幸认识了一批现在已经故去的前辈，如启功先生、赵朴初先生等。那时这些老前辈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参加博物馆的活动。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了沈鹏先生。当时我很年轻，这些前辈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崇高的。我自己在书法界中算是第六代了，我和书法结缘也是在那个时候，经过三年的麿练，我对书法的看法与刚进美术馆时与已大不相同，艺术欣赏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中国历代书法家中，苏东坡是非常了不起的，千古一人，他的书法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的作品中没有燥气。他不仅是个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个大画家。现在有的人先练书法，后学画，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画是写出来的；反之，如果先学画，后练习书法，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字是画出来的。因此可见书法在艺术本原中的重要性。苏轼、赵孟頫、董其昌这些人都是书法与绘画结合，由此产生了绚丽光彩的艺术，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与其富有个性的书法造诣是分不开的。现代的评论家也认为，如果当今的画家能够将字写好，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诗、题跋，那才是了不起的。当然，中国文化太深奥，要想有全面的突破是很困难的。
眼下，新的国家博物馆正在建设之中。国家博物馆在过去偏重于历史和革命文物，现在的定位是全面的，做到历史与艺术并重，除了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外，其他都想做一些专题馆，如玉器艺术馆、陶器艺术馆、青铜器艺术馆、书法艺术馆、绘画艺术馆等等。艺术的比重要相当大，这样才能代表国家的整体面貌，同时还要做四个国际馆：欧洲馆、非洲馆、拉美馆、亚洲馆。它建成后的面积是最大的，没有艺术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画院与博物馆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画院是一个创作的场所，是艺术的舞台，而博物馆是一个收藏展览的地方，艺术家可以在这里推出自己的作品，古今并举。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现在经济也发展了，又有了大的博物馆，会对书法艺术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里我表个态，我们一定服务好，无论是国家画院还是中国书协，国家博物馆、它都是大家的舞台。将来新馆开了以后，这里一如既往是你们发挥才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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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禹舜：下面我们按照座次顺序依次谈谈自己的想法，首先请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先生发言（以下卢约请各专家讲话之导语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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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中国书协名誉主席）：近代科学的趋势是分科越来越细，例如医院看病，分为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许多系统，而每一个系统下面又会分为许多方面。把人分解开来进行研究是近代科学的一大成就。但是这样做也有缺陷，就是割裂了整体，造成对整体的认识不足。中国古代对于整体的认识也有不足，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只是凭感觉。有些东西像书法和篆刻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成了不同的专业，现在中国国家画院对书法和篆刻重新重视，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我认为这是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理所当然也应该把书法、篆刻作为重点。大家都知道“书画同源”，实际上象形文字与绘画的关系中只有少数字是象形的，有很多字是不象形的，它是根据“六书”（即象形、会意、转注、假借、谐声、指事）中的其他五种方法构造的。书法与绘画的相同，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一致性，法则上的一致性。我们讲谢赫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法”中至少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应该是与书法相同的。当然还有随类赋彩，我们讲“墨分五色”，书法里头也有彩而不光是黑色，它是一种调。“调”远远比“色”的概念丰富。
书法与篆刻本身是一种绘画的内功，而不是画外功。画外功很多，如画家要读文学作品、科学作品。书法与篆刻不应仅仅成为一种画外功。反过来，书法与篆刻家也有必要将绘画作为内功。中国的书法在日本叫书道，韩国叫书艺，而韩国的一些书法家在书法以外都会一些绘画，虽然是次要的，但对他们在构图、布局等方面会有所启发。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的书法受到绘画的启发，如八大山人、郑板桥、徐渭。有人问为什么画家要学习书法而书法家不去学绘画？其实，我觉得书法家也应该学一下绘画，绘画的笔法、构成会对书法产生启发。林语堂认为，书法里一些最基本的精神、原则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都有所体现，不仅仅是绘画，包括建筑、音乐、雕塑等。南京的董欣宾写过一本《中国绘画的对偶范畴》，很不错，他的一些见解比较独到。现在整个社会都处在浮躁的状态，急功近利现象比较重，另外学科越分越细，现在国家画院把书法、篆刻列入重要工作职能中，这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创新，我相信以后会做得更好。前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北京156中学的，他们有个设想，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书法，把书法作为必修课，这很有意义。现在他们的学校除了“156中”这块牌子外，还有一块牌子：“书法艺术学校”。与此同时，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表示将推广这一做法，别的学校也要这么做。如果都能这样做，我们整个书法发展的基础就扩大了，尽管目前还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关于如何开展书法、篆刻的工作，我昨天在156中的会上，我对师生们说，要多发挥一点学生的原创精神，小孩的绘画比较天真，但书法为什么一定老是那样？不能够发挥一点学生的个性呢？当然书法有它自己的法则，要讲笔顺、间架等，但仅仅有这一点而没有自己的个性、自己创意，我想不能算是艺术。我觉得，在写字时也应体现出创造意识，这一点对中学生、小学生也可这样要求。对高层次的研究者、创作者来讲，也是一样。今年，国家画院让我招收一批学生。我觉得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有原创精神，得到全面发展，尽管他们是专业人才。毕加索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能跟拉斐尔一样好，但是现在我还很有兴趣地看孩子的绘画。“跟拉斐尔一样好”是说毕加索的写实能力很强，但是他年老时还在注意孩子们稚气、天真、想象力、创造精神，这是很可贵的。所以如果要培养创作者，就应这样。创作要有个性，理论也要有个性。理论不是像我们过去认识的那样单纯地指导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的一种认识，是对实践的一种阐释。，它阐释得好，可能对实践有启发，但有时也可能做得不好，就像创作一样。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非得要他指导实践，理论家担当不起。
尼采说：我的野心（“野心”与“雄心”在英语里是一个词）是要用一句说出别人十句话要说的话，而且要说出别人十句话说不出的话。他很有个性。我也没有高深的思想，因为总是要发言的，所以想到了几点。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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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中国书协顾问）：有一个身份应该说清楚，我应是中国国家画院前院委。我感觉这个会开得很好，我接受院长的邀请，按时到会。作为院委，应该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我是这样看的，作为个人的看法。书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是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这是最低标准。我将今天座谈会研讨的范围稍改一下，就成了我的讲话内容。第一，中国国家画院将书法、篆刻正式列入工作内容，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书法要以文化为底蕴。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都是文化。第三，继承、弘扬书法艺术，推动当今国家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这三点就可以表达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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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刚才二位老先生的发言非常好。我是编辑，是编书的，在人美做了30年的编辑，对于书法还是有些想法和思考，虽然我不是书法家，仍感到书法意义重大，我同意欧阳老先生的看法，国家画院是应该把书法、篆刻列入工作职能的。我觉这会增加国家画院的学术性，权威性，对于弘扬民族传统、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书法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国家画院，是要带头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现象，当然日本、韩国也有，但最早是产生于中国。书法是传统文化瑰宝，它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也是最具特色的人类智慧成果，无法取代的艺术形式。书法的形式、节奏、韵律、情感都是人类的心灵映射。杨雄说：“书，心画也。”点画之间，除了情感之外，风流必具。欧阳先生说“书法以文化为底蕴”，沈先生也在前面讲书法与文化关系。书法艺术辩证法的背后是文化精神美学、精神和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粹。所以，我们抓住了书法就是抓住了中国艺术最根本的艺术形式。我自己画画，弱项是书法。我看到有些画家的书法根底好，很羡慕。我有一个认识，书法多高，决定了画能走多远。20世纪以来，西学引进，绘画重形、重色成为趋势和风气，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徐悲鸿都在引进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们的书法功底都非常好。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在理解上出现了这么个倾向：认为形式和写实是非常重要的，力求形式与古人的异趣。书法也是如此，离那个沉静、虚灵、优雅、深刻的境界越来越远，这是浮躁的根本原因。现在的艺术，无论书法还是绘画都与古人有距离，特别是心灵的距离，这是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大家都说浮躁，浮躁的根子在哪里？说浮躁的根子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我认为不是，市场经济早就有。一百年下来，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国家画院如果把这个课题列进来，寻找一下中国画或者书法的浮躁之风从哪里来，会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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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著名美术理论家）：我觉得国家画院开展书法和篆刻工作的这个举动是龙瑞先生写下的浓重一笔，措施意义重大，抢了先机，广泛网罗人才。我个人爱好书法，认为书法不仅可以怡心养性，在困难时期，还能给人以精神动力。刚才沈先生说要在中学生中开展书法教育，这太重要了。这不是单纯的写字问题，实质上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培养，对性格的形成会产生重要作用。这一点现在的心理学家都不去研究。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大地完全是被一股暴戾之气充斥着，这太可怕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退去，后来加上市场经济的刺激，造成了文化的低迷、道德的沦丧。这些问题是钱所不能解决的。所以，书法虽然似乎事情很小，其实很重要。
关于中国的书法艺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有了语言后，就有了书法。这是审美文化的源头之一，比绘画早许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几项中就没有提到绘画，而书法却是它的一部分。书法在中国文化中是最最重要的，正像沈先生所说的，书法的原则在中国的绘画、建筑、音乐等艺术中都体现了出来。我们讲“书画同源”，但这是很模糊的理论，怎么个同源法，值得我们研究，是一个课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的绘画。无论是马王堆还是传为顾恺之的作品，都是用的书法的观念和书写技巧。所以“书写”对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书法始终贯穿于中国绘画史之中。吴道子最初也是学书法的，他跟张旭学草书，学书不成就学了画，但他将草书的笔法运用到绘画中，所以出现了“吴带当风”，跟古人的铁线描就不一样，是他发展的地方。书法对绘画的影响也体现的章法和格调中，一直到文人画的兴起。文人画的兴起进一步把书法的笔法、墨法运用到了作品中，增强了中国画的文化性。“五四”以来，我们对文人画贬得很多，认为这是中国画的一个衰落阶段。从康有为开始一直是这样。现在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它是中国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黄宾虹先生对于笔墨的理解对我们有重要启发。解放后对于中国画的挖苦主要就是“笔墨”，所以现在有人说“笔墨等于零”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对“笔墨”二字非常地反感，他们认为绘画就是色彩和造型这些东西。观念上的冲突很厉害。离开了笔墨，中国画一无可观。中国画没有笔墨犹如西洋画没有色彩。所以，黄宾虹讲：“有笔有墨兼有章法者，大家也；有笔墨而乏章法者，名家也；无笔墨而徒有章法者，庸工也。”但解放后没有人重视黄宾虹的见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我们才重新将黄宾虹的理论提出来，重新看待“笔墨”和中国绘画的文化。这几年，中国文化的衰落，是个总体，不仅仅是书法的衰落。“五四”时代的青年人书法和文化都很好，如闻一多最初是学绘画的，在美国留学，后来转向文学。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年纪很轻就成了大师并且是国学大师，就是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中西结合。当然，那时也有人反对读中国传统的书，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他是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说的。古人讲“道德文章”，一切都是道德。而一旦将一切的道德伦理都推翻了，社会的问题就大了。
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画家不会写字，即使展览上入选的绘画作品大部分也是字写得不好。当然画家们也练笔法，如果他们对书法更为重视，并且关注其中的文化，会更加成功。前年我们搞大写意展，就是因为看到十届美展上“大制作”太多。我们不是说制作不好，但如果都将绘画变成一种制作，那就麻烦了。现在，有些人把东西画得比照片还细，这真的是与照相机争功。画家的作品没有内涵、没有意境，只有在技术上下功夫，希望借此使自己的作品入选，这是令人悲哀的。所以现在提倡书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把书法作为提高国画水平的一个重要举措来抓，从中可见龙瑞先生眼光的深远。这是一项挑头的工作，至于今后的工作如何做，还需要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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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岫（中国书协副主席、北京书协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挂牌的那天我十分激动，这是给中国书画界大长志气的事，当然同时也想到没有一个中国书法艺术院感到遗憾。在如今没有专门的书法艺术大学的情况下，中国书法高精尖艺术人才的培养任务就寄托到了几个美术学院，更重要的是寄托在国家画院的身上了。前不久，李晓军告诉我以“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为题召开专题座谈会，这是一个大手笔。有两点令人起敬：一是眼光。这个眼光以广博为起点，这就站得比较高。上个世纪的大才任伯年，原来自称“小楼”，是慕费丹旭（费老楼）去的。等到他自觉画得很不错去费家时，老楼已去世了，他想让费家的人认可他，费家却把他撵了出来。任伯年站在费家门口立下志向：“富储养，广门庭。”学养一定要丰富，储养要深厚，不能单打一，这是起码的；如果你要成为大才，还一定要有眼光和胸怀，这就是“广门庭”。所以，那时在上海每天就是搞他的书法和绘画。国家画院能够在挂牌后不久召开这个会，说明看准了书法，这对画家来说很重要。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分工越来越细，但是有眼光的书画家都以广博为起点，在座的不少人都是既搞绘画又写书法。门户之见对于艺术来说是自我窒息。现在国家画院有这样的胸怀，应该为他们喝彩。第二个是气魄。许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社会浮躁的心理使得整个社会都难以对一件事情坚持下去。我去年去香港搞展览时，香港人说你们大陆浮躁得很，甚至连找对象都不仔细看了，反正以后可以离婚。当然他们也有浮躁。沉下心来一想，的确太浮躁了。前一阶段报上有篇文章《有大师相的画家为何都栽在山东小老板的手里》，很值得思考。何止是画家，书法家也是这样。不是没有才华，不是没有气魄，可就是为了那么一点利，把自己的才华就这么傻乎乎地抛出去了，别说艺术创作个性和艺术生命了。现在一些搞绘画的人老觉得将时间花在学书法上是浪费，再去学点文学和古文字，更是在耽误自己发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现在国家画院能够容纳书法并把它作为一个培养高精尖人才的手段，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国家画院应该是培养比高等院校更高、更精人才的神圣殿堂，这才是重点。国家画院不应等同于一般的艺术学院，因为一般高校艺术院校是单修的，而国家画院至少是双修的，甚至是多修的，这对培养绘画人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书画作品在鉴赏、评估、拍卖时，画上的文字、题跋，从来是书画同观的。没有不看题跋光看画的。所以，国家画院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有这么高立足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的艺术本来是诗书画“三绝”，再加上印，这是画龙点睛的。画完了画，然后题诗，看书法，最后是盖上章。这是个系统工程。我们经常说的笔墨点线传神，指的就是书和画的相通性。从会意通情方面，诗与书、画也是通的。古人讲“题画可以补画之不足”，可以点出画里所没有的东西。同时，书法好的题款可以为画增色；反之如果书法太差，会严重影响画的质量。所以，从根本上找到诗书画印四者的契合是完全可行的。
今年2月8日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泰晤士报》登了一个星期的汉字，而且是在头版。我的英国朋友很激动地打电话来。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从来没有过。《泰晤士报》是让英国人来猜汉字的意思。我曾问：英国人最喜欢是什么字？他们最喜欢篆书。这说明，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了孔子，（现在有孔子学院），而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也是距离越来越近。所以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重新将书法和绘画整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画院如何开展书法与篆刻的创作与研究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与定位有关系。如果国家画院定位于培养高精尖人才，那么对书法与篆刻吸收的目的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它要高于一般的高等院校。现在满世界都是书画家，这似乎对造就艺术人才很有利。但人才从来不是由数量来保证质量的。大艺术家的出现要有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环境）、时代机遇、艺术家的自我造化等综合因素配合。比如说山峰，在洼地中耸起的山峰最高也是有限的，而在青藏高原，一个小山包海拔都有3000多米，这是因为它的基础高。国家画院就要为这个时代的高精尖人才提供一个高的平台。艺术家的产生是不能搞比例调控的，也不能急速催熟、强求，否则只能产生歪才，伪才。有国家画院这个地方为我们培养人才，就为大艺术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
当然，国家画院也要有个门槛，不能是个人就要。有门槛就要有人品，要有“看活”。就像李可染先生说的，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背景，我就要“看活”，看你的实际本领。这样进来的人才，如果再经过多方面的“双修”培养，国家画院肯定会不虚传。
要培养人才读书很重要。现在我们将读书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了，这很遗憾。古人苏东坡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三日不读书就变得俗气了，而现在有人一年甚至几年不看书，甚至头衔满了还没有正式读过书。所以，我觉得在国家画院一定要强调读书，并且规定个量。潘伯英先生曾在他家门口立个牌子，写着：“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内。”而杜甫则要有读万卷。我们只读五千卷，砍了一半了。我们现在不说五千卷或两千五百卷，进了国家画院，起码要读一百卷书。这样国家画院才能培养出高精尖的人才。
除了目标明确，再提一点建议，师资一定要优化，课程设计要科学，而且要真正落到实处。这样进来的人才，经过几年“寒窗”之苦，起码能将它提升两个到三个层次。剪伯瓒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研究唐宋文学史的一定要学习唐宋历史，研究唐宋史的一定要学习唐宋文学。1962年我与李燕一起曾听苦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书不可不读，可能现在用不上，但不可以用的时候没有。肚子里啥都没有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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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正坤（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在北大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中西文化比较”，所以今天想从比较文化角度说几句，阐述一下我对中国书法的看法。今天座谈会的主题定得非常好，“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把书法定位于一个突破点，要让中国的书法走向世界，的确是找到了一个非常独到的途径。所以这个座谈会意义深远。黑格尔说：“中国的语言是一种艺术性的语言。”他确实抓住了核心的东西，但是如果他研究过汉字，他还会说中国的汉字是一种艺术性的文字。文字与语言有所不同，深挖下去，中国的文化甚至就是一种艺术性的文化，这就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别开来了。中国的文字有象形的特点，也有象意的特点，还有，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是书面的，黑格尔对中国书面的东西不太了解，所以得出了一半结论。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性语言，中国的文字更是艺术性文字，是一种图画，它是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如果知道这一点再深挖下去，会发现整个中国就是一种象形文化，艺术性的文化，这一下就把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区别开来了。西方文化在象形方面少得多，而在概念、逻辑思维方面很发达。中国的书法正借助了文字。中国的文字有象意、象音、象形、象情。而书法既象情又象意，就是书法作者内在的人格、气质、抱负都可以在挥毫之间表达出来，而且可以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这也是中国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一个标志。但西方人缺少这一环。中国除了绘画外有书法，可以用书法来模仿心情、心灵和人的性格特征，这是一种内模仿。这是西方世界是没有的，只是用绘画来模仿外部世界，是一种外模仿。当然，内模仿和外模仿在中西方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中国人更注重内模仿，而西方人更注重外模仿。中国人侧重于用内模仿，是由于汉字原本是象形文字，它与语言一道，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无意中加深了内模仿的倾向，造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思维结构和模式。所以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得从语言、文学等方面入手才行。书法走到了艺术高度，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
中国的艺术是多元的、综合性的艺术，而汉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世界上的一切学术都要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所以抓住语言和文字等于抓住了文化最核心的东西。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艺术一比，它的特殊性就表现出来了，刚才有人提出，中国绘画里有题跋、印章这些东西，这些都与字相关，而西方的油画没有这些东西，作者署名都藏起来，而中国人在画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一字千金”，有时一幅画，就因为几个字而价值陡增。所以中国的艺术，是诗书画印结合，与西方绘画比起来多了一层东西。所以中国的艺术打到世界上去，凭此一点就可让西方人汗颜。我曾与美国的一些画院人士交谈过，他们都对中国艺术很仰慕，尽管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中国的画是“心画”，而西方的画是“眼画”。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它不是去客观地描摹什么东西。当然，书法中的文字最早是从客观世界演变而来的，但它与心灵的结合是如此地完美，也只有在书法中才有如此完美。书法是心和眼的结合。书法写情，它是内写情主义。西方人也有内写情主义，但被翻译成了表现主义。“表”是外表的东西，实质上这是“内”，写心灵的东西。但在西方，主流仍是写实——外写实。所以，就绘画而言，中国更侧重于神似，而西方侧重于形似。当然神似与形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强调西方的写实主义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来冲击和改造中国艺术的程式、方法。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很好的，但后来走向了极端。中国的艺术有它独特的一套规律，实质上他是优于西方的艺术发展形式的，结果我们把它看成是落后的艺术，企图用西方的语言结构来改造我们自身的已经高度凝练的东西，自然老是出现问题。如果我们从书法人手，完全可以挖掘出一种全然属于艺术家自身语言。如果要讲国际接轨，就要让西方人来跟我们接轨，让他们来听我们专家对书法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因为他们没有轨可接。
艺术性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长处，而书法表现得非常鲜明。潘天寿先生曾说：中西绘画要拉大距离。其实不仅是绘画，而是整个中西艺术都应该拉大距离，包括建筑、舞蹈、音乐、文学，我们不能模仿西方。近百年来特别是近80多年来，中国的一些学科基本上是学西方的，似乎是他们的一个分支结构。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书法这个领域西方人没有打进来，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和媒介进入这个领域。在饮食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即使西方人说他们的饮食是如何地好，但是人们更相信自己的舌头而不是理论。中国独特性的东西，应该把它保持着。回到潘天寿先生的命题，东西方绘画应该拉大距离。如何拉大？如果我们强调书法的特殊性，东西方的距离一下子就出来了。你看有多大，人家都没有，只有我们有。我们说“书画同源”，不仅书与画同源，书法与整个文化也是全息对应、相通的。书法，可以改造和纯化国民性。我们的书法与民族精神是相通的。我们提倡书法，是为了文化上的深化，使它走到一个最高的境界中去。当然，传统文化有它的弊端，但我们可以通过探讨、研究反弊端于未然。刚才程大利先生说到，中国书法中有沉静、虚灵、悠远，这一点，西方文化达不到。西方文化中也有静的东西，但它没有虚静的东西，也没有我们的那种雅。书法可以表达我们的气质和灵魂深处的东西，作者的整个精神境界一览无余。所以，我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么一个座谈会，感觉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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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财政部教科文卫司副司长，中国书协理事）：我就讲两句。非常感谢国家画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两周前，在我家我和来德兄的一次长谈是关于这个座谈会的；一周前，在国家画院与龙院长交谈，也是关于这个座谈会的；上周末，我与卢院长交谈也是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座谈会非常重要。龙院长非常重视国家画院中的书法（包括画家的书法班），并且还调入人才充实力量。昨天是三月三，我们参加大型雅集，也就是1655年前王羲之等人在兰亭修禊的日子，今天又有这个活动，特别高兴。我交了个书面发言，在这里只想表个态，主要听老师们讲，愿意跟老师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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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扬（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听到国家画院将书法与篆刻的创作与研究被纳入工作职能之后，非常欣喜、非常振奋。这件事恰逢其时，它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从现实意义来讲，笔墨意味、抽象、象形等等，都是一种实验；历史意义么，可以说是开辟一条使中国书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道路。大家都说“书画同源”，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就是使中国的书画回归到它的本体和本质。我认为研究中国的书法、绘画，必须要把它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之中。古代的文人很多都是能书会画，所以才有“琴棋书画皆能”、“书诗画印皆通”之说。凡是历史上的大家，都有全面的修养和素质。从书画的起源来看，比如那些原始人刻画的符号，很难说谁是先生谁是后生，因为它们的关系太紧密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和绘画有一些不同，绘画可能技法更多样，侧重于审美功能，而书法侧重于实用和内在表达。刚才各位讲到，“五四”以来西学的引进，使得中国的绘画有脱离中国优秀传统的危险，现在国家画院将书画结合起来，共同发展。虽然到宋代以后，书画同源不同道，但它们的根基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将他们纳入到一起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回归。虽然，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在塔基分手，现在国家画院做这项工作使它们又在塔尖结合。“金风玉露一相逢”，国家画院此举一定可以使中国的书画发扬光大，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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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武（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深受启发。我受邀参加这次座谈会，感到非常荣幸。张海主席特地打来电话，要我一定代他来表个态。一年半之前，我曾做为文化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亲身、亲眼感受、目睹了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的过程。在我内心深处确实对龙院长和画院领导班子、专家能够拧成一股绳，独具慧眼，在不可为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可为的事情。可以说，更名之后一系列的举措已经表明，国家画院有高远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和独具魅力的才情，以广纳书画方面的人才，我作为书法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感受就尤为深刻。我们非常兴奋，也是无比高兴的看到，国家画院已经站在了大文化背景下来思考、定位、审视书法的传承和创新。比如说今天这个学术研讨会，表明他们已经站在了学术的塔尖，来思考、培养高精尖的书法人才。这些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显现其魅力。作为一位书法工作者，我也渴望，中国国家画院能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等等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能够加强对自然的研究，因为画家的眼光很独到，对大自然的理解有他自身的感悟，如果能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书法，会对书法有一种全新的阐释。孙过庭曾讲：“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这里所描绘的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国家画院有独特的资源和能量，如果加大对于艺术与自然的研究，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演绎和诠释书法新的内涵。这些话，我就是代表张海主席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说的。今后，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画院在书法、篆刻方面的工作。协会虽然功能很齐备，但也有它的局限，比如研究与教育方面，所以要依托社会的力量，特别像国家画院这样的力量，来为推进书法做好我们的工作。协会作为一个联合体，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共同推进、弘扬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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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今天书协在大兴有个研讨会，我第一个发言。发完言就赶来了。刚才宏武代表张海主席和中国书协发言，这里我就代表自己讲一些看法。一个就是刚才林岫主席讲的定位问题。你要干什么？国家画院以国家的力量和功能来关注书法创作，在定位上要与中国书协拉开距离。书协更多的为会员服务，要与团结全体会员和爱好者一起来繁荣书法艺术，它是从这个角度、一个大的面上去做的。同时，它要在创作和学术上开展活动，比如搞国展，我们现在搞第九届展（这是我们刚刚定下来的事），还有单项的和地方合办的展览。这是从中国书坛这个角度去做工作。而国家画院要以培养大家为目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培养大家的条件逐步成熟了，出现大家的时机逐步到来了。中国书协也成立二十多年，建国将近60周年，经过改革开放，书法界这些年产生了一批很优秀的书法家，不仅有老一代，中青年中也出了很多人才。有些人才，最后要到画院去深造，往大家的路上去引导。所以画院与书协应该拉开这么一个距离。当然，两者也是一种互补的力量。
另外，我也讲一点可能画家们不太爱听的话。我听到不少反映，当代的国画家书法水平好的不多。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写意画的发展。据我所知，写意画的产生，就是书法家、文人、诗人们，在写字、写诗之余将剩下的笔墨涂抹涂抹，在苏轼、文同、米芾、董其昌这些人的推动下兴起的。他们是书法家是诗人是文人，是以书法的精神去画画，后来他们成为大画家，又以画家的精神去写字。在宋元时期，有相当长的时间，光会写字也不成为书法家，光会画画不会写字也不能成为画家，必须是诗文书画都高才能成为画家和书法家。所以，国家画院现在的工作是，一方面要培养书法家，另一方面要让画家们补课。这句可能说的不太好听，我也不会画画，让画家们补课，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客观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美术馆搞过一个收藏展，这里面有文革前的大画家（像李可染这些人）的40件作品，文革以后画家的作品也大约有40件。当时我们看了展览，就觉得，凡是文革前的大画家，字写得都很好，画也很高；文革以后那些人的作品，题跋、落款很差，错字多且繁简通篇，它影响着画的境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画院一方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一方面要给画家补课。给画家补课，不是简单地在补他们的书法，而是在补他们的画，这提高画的境界。书法好了对于作画特别是作大画绝对是有用的。
还有个话题，是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国家画院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将文化与书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画院比中国书协更有优势。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从《周易》到儒家再到道家的东西，历史上，书法一直是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前走的，它是中国特有的表达形式。书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朵奇葩。如果我们这块土壤不肥沃，书法这朵花很难开得灿烂。用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意志去推动它，会比用民间的或群众组织更有作用。
关于走向世界问题，一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可以给世界看，如何让当代拿出很精彩的东西来，这与我们国家画院的任务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要使书法真正走向世界，还得靠我们国家的力量，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我的话作为建议，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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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国际书协首席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书法之发展座谈会”的召开，我觉得是可以载入当代绘画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国家画院强调书法的发展，不仅对当代书法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绘画的发展也大有意义，这是双重的。
主办方所草拟的研讨范围和题目，已经充分显示了国家画院的学术眼光，它基本上把书法发展的几个方面考虑进去了，我表示很钦佩。我想，国家画院的发展有这五个方面的指向，会获得很良性的收效。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国家画院开展书法工作可能对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产生的重要意义。刚才有人谈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怎样为西方人所认识？怎样发挥我们国家艺术的价值？即使到现在，西方的重要美术理论家如高居翰、方闻先生仍都认为中国的绘画唐代是高峰，到宋代以后就低落了，所以他们写绘画史时主要是写唐代，宋代以后，他们认为是风格的复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宋代以后，绘画受到了书法的影响，走入了对内心的艺术反映。事实上，宋代时产生了文人画，就是把书法的“八法”与绘画的“六法”等而视之，从而使绘画获得重大发展。真正理解中国画的西方美术理论家很少，他们的误解也影响了中国绘画在世界上的传播。近些年，我与西方首屈一指的美术理论家苏立文先生多次交流。受到我的影响，他写中国绘画史时加上了书法的内容。我们一直强调书法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是20世纪绘画发展提出的一个问题：怎样解决绘画发展的方向？书法对于绘画不仅仅是个技术语言，同时也是个文化语言，中国绘画的发展要吸收书法的技法，同时还要接受书法中的文化精神，这样，中国画才能在世界文化艺术发展中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获得一个高度，而不仅仅是在制作上下功夫。所以，我觉得国家画院重视书法意义重大。
国家画院的工作是以提高为主，不需要过多地搞普及性工作。理论研究很重要，因为中国国家画院是弘扬传统艺术的窗口。如果外国人来到中国，要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两门艺术，国家画院就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要让理论家解释中国绘画的高度在哪里，同时也应让他们明白中国还有一门艺术是书法艺术，这样，我想对于促进中国绘画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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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培贵（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先表达两个心情。一个心情是兴奋，因为我们首都师大跟国家画院是地理上近邻，两个单位正好隔着西三环。同时，随着国家画院的成立，特别是国家画院把书法和篆刻纳入到它的职能中，我们在学术上更加亲近了。另外一个心情，我代表研究院对这次会议表示敬意，也表示祝贺。对于我们所今天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我有这么个看法，第一和第五可以统合起来考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同时我们今后的工作也可以围绕这三个层面来展开。第一，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这个高度上来看，我们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如何构建更加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这一问题上显示出了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眼光。这也给国家画院未来开展书法篆刻工作提出了要求。这要求，一个是创作，一个是研究。从创作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配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大课题、重大项目产生出精品；再一个就是理论研究，可能落实到国家画院还不只是单纯的艺术学的研究，还要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如何更多地考虑我们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份量从而为决策提供咨询。这样的研究，目前一般的高校承担不了，因为它并不了解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在中国书协的范围内也不一定好做，因为它有机构设置上的局限，而国家画院在这个方面肯定会大有作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这方面也比较好的空间。
第二，国家画院这一举措为书法作为一个文化门类在当代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当代书法的力量构成大致有这么三个大的系统，一个是教育，这主要是高校、部分中师和中小学开展的书法教育。第二个，是文联，这个系统涉及面最广。中国书法从1978年复兴以后，它发展作用特别巨大。再有一个是文化部系统。以前主要是各省市的画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文化部下属的国家画院加入进来，这为书法的更加良性发展，达到了布局的完善。这三个系统，既分又合，分体现我们的特色，合体现我们如何推进艺术的发展。
第三，是在学理层面。刚才各位先生发言都非常强调学科示范和学理融合。这一点，沈先生提到现在高校中分科过细，这很困挠我们。在教育部系统中，书法到目前还只是一个三级学科，是美术学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我们在学科建设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政策瓶颈，在这里面充分展开研究布局做不到。有时拿它与一般的美术学进行平等的交流更做不到，因为它在学理上不成立，它是低一级的。但在我们的国家画院中明确规定，美术、书法、篆刻是并列展开的，这样将来可以充分在学术和创作上进行实践，它的空间会非常地大，并且会取得预期的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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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总政宣传艺术局美术负责人）：时间紧张，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国家画院强调笔墨、强调书画同源非常有意义。我们那里也想搞一个画家书法班和一个书家绘画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实现，你们这里已经做了。第二，作为一个书法家，形成面貌很难，比画家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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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时间关系简单说两句。国家画院重视书法很有文化战略意义。龙瑞院长在当艺术研究院美术所所长时就建立了书法研究室，现在他到了国家画院，又抓书法。这非常好，从大的方面来讲，重视书法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是走向正轨的标志。对民众来说，写字不写字是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对画家来说，书法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在画院做书法，对于画院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石涛说过，书与画“其具两端，其功一体”，它是一回事。刚才林岫老师讲到画家的各种修养，我很同意。现在不少机构都开始做书法方面的工作，国家画院在创作方面的突破，可能是在画家书法这一块。因为从艺术史来看，画家书法是一支劲旅,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陆俨少，包括徐悲鸿（他是学西画的，但书法也相当不错），还有国家画院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可染（他的书法没有达到炉火纯青是个遗憾，有做作的成份，但他在晚年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性，所以在书法方面下的功夫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国家画院重视书法也是沿着这个文脉下来的。我感觉到，当代书法的发展，画家书法会显示出它的力量。因为现在的许多文人已经不拿毛笔了，但画家还使用着毛笔，而且画家对造型有一种基本的训练，有得天独厚的地方，他们的艺术观念、艺术思维，对形式的处理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画家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很重要方面。现在国家画院在这个方面多琢磨琢磨，可能会对书法将来的发展取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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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副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几句话。第一个问题，我们整个中国社会对书法的认识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这将决定了中国书法艺术和中国绘画艺术的前提。我认为，中国画领域、中国画队伍和中国书法的爱好者乃至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部门等等到底对我们的悠久的书法艺术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作为崇尚中国书法特别是从事中国画的国家画院的专业人员，当然包括整个中国画创作队伍，自身在书法领域的修为如何，它也将决定中国画未来的前程。
第三个问题，对中国书法的体验必须由中国文化本身孕育产生，只有对中国文化本身精深微妙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把握，对书法的理解、阐释、借鉴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落到实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龙瑞院长在院内工作中一直强调这一点，我相信历史会证明它的价值。
第四个问题，黄宾虹几十年前提出来：画史应当重评。我注意到刚才刘正成先生讲美国的高居翰、方闻包括英国的苏立文先生这些著名的国外汉学家，在评价中国绘画时，都认为唐宋以后江河日下。我不敢苟同。这是外国的美术史家对中国绘画史的评价。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画还存在许多现实的问题，它将来还应该振兴、复兴、弘扬的话，我认为必须落实到对中国书法的深切认识上，落实到它的教育、解释、评介乃至创作的导向上，这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书法的问题并不是题外之意。我经常听我的同行发出疑问：画画与书法有什么关系？我无话可说。吴冠中前不久不是要推倒国画之墙吗？他首选把国学就否定掉了，随后他对书法也是否定的。对书法的浅解和误解，影响到对中国画的认识。中国画两千年特别是近一千年以来的传统正是对世界艺术的一大贡献，而这一点正是将书法引入绘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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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真对不起大家，因为我们对书法认识的不足，所以对书法的工作也做的太少。我一直认为书画同源，书法和绘画比起来就像冬天的寒林里树木没了叶子和花朵，它的个性显现的更加强烈。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呼吁，最起码在师范教育里头加入书法课程可能会对孩子们影响更广泛，但跟教育部没有达成一致。我想，这次通过对国家画院中书法、篆刻工作新的确认，它的地位和意义就会不一样了。我们文学美术处作为一个具体的服务部门，会在这个方面配合中国国家画院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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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瑞（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今天来了许多专家、学者和领导，我代表国家画院表示感谢。我们这次座谈会表面上探讨书法与篆刻在列入国家画院工作任务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书法与绘画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和认定。书法是一门民族艺术，它的学科建设是很重要的。书法、篆刻虽已被国家画院正式列为其工作职能，但目前它的学科建设仍是相当薄弱，作为国家的艺术研究单位，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我们至今没有一个书法研究所。现在连话剧百年的纪念项目都有了，而书法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却至今没有正式的研究所。这至少说明，在理论建设上它是不完整的。在创作上，书协作了很多的工作，但它多数是联系和服务的工作。如何在学科和学理上深入地研究，还有待于关注和加强。在国家画院更名伊始，就把书法的发展作为一个工作方向。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编制办、文化部以及相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现在国家画院以中国画、书法、篆刻的创作、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这一点，不管是对中国画还是对书法的创作、研究都是意义重大的，不仅如此，它对我们国家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推进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推进，正是建设和谐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核心。今天这个座谈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并且提出了许多带有学术性和课题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的不少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国家画院开展书法、篆刻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今天我们关注书法，不仅对于书法本身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画本体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远离西方的绘画、美术学的语境。以前我们之所以忽视书法，是因为它偏向于西方美术观念上的东西太多。现在我们弘扬书法，便是使它回到民族精神这个本体的具体举措。这就像沈老所说，既有回归的意义，也有创新的精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多说了。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今后国家画院在书法、篆刻方面的工作还要仰仗书协、院校等专业机构专家、领导的支持。希望大家多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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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禹舜：刚才各位专家、学者就国家画院关于书法发展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大家饱含聪明才智的发言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特别是将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列为国家画院工作职能对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弘扬民族精神、表现时代风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建设合谐文化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家对此有一致的共识，龙瑞院长对于书法、篆刻在继承、发展中的学术立场、学术主张，以及书法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如何发挥画院的职能作用作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大家也对书法艺术作了满腔热情的讲话，对国家画院也寄以无限的希望。国家画院一定会集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在书法与篆刻的繁荣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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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28 09: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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