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典藏]傅红展：谈王宠行书书札《起居帖》

唐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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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王宠行书书札《起居帖》   
                 傅红展
明代吴中书法家王宠曾同祝允明、文征明齐名一时，但因王宠只活了四十岁，留下的真迹相对较少，所以人们对他的书法艺术及其书艺的师承关系的认识不如祝、文清晰。而王宠这幅早年书札《起居帖》，可以为我们了解他书法风格的形成提供珍贵的资料。
一、《王宠起居帖》释文与内容
《起居帖》是写给当时著名文士，其前辈友人陈沂的书信。释文如下：
石亭内翰尊丈先生执事，久不奉起居，企恋拳拳也。家兄来承，旦晚周还。重溷馆人，无任感愧。衡山先生拜命大廷，皆诸公推毂之力，君子道长，永锡尔类。吾丈友义义重，真见古人矣。仆辈鼠窜山林，快睹盛典，殊觉增气耳。南坦先生建节出镇，想已别都门矣。家兄回，曾道吾丈许録姚殿元会戍墨卷，并诸名公者垂示鄙劣。仆聋瞽人也，固无以甄别奇宝，然亦乐一诵之。望终惠我，千万千万。友人王子□来，敬此附承动静，此人与衡山亲故也，幸赐一接，仆与有光矣。宠再拜。余素。
本文后面钤有“王履吉印”白文。纸本，行书三页，纵23厘米，横20.5厘米。
这封信札属生活请托类，请托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提醒陈沂曾经应许家兄王守看“姚殿元会戍墨卷”之事；一是请托陈沂接待友人之事。
帖的裱边上有晚清沈梧的跋文，为我们认识王宠此帖提供了相关信息：
王雅宜与陈石亭手简所云：“姚殿元”者，则慈溪姚涞，字维东号明山也。中嘉靖癸未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所云：“衡山先生拜命大廷”者，时为待诏翰林矣。何元朗《丛说》云：“衡山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惟黄泰泉、陈石亭、马西玄与相得酬唱甚欢。而曰：‘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衡山数公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著姚涞、杨维聪者耶。”闻者以为快心之论。然衡山去官日，明山躬送至张家湾，赋十诗送别，比之“巍巍嵩华”。至其赠行序，略论衡山，直以鲁山明复为喻，其倾倒又如此。秀水朱检讨云：“元朗好为诳语，虞山钱尚书信何太史之说，遂不录明山诗，未免偏于听矣。”梧曰：“世人相交，先不投而后莫逆，古人所常有之。或先莫逆而后不惬，亦往往有之。如李中丞充嗣辈，爱衡山才，以贡生荐于朝奏，授翰林。姚、杨辈以画匠目之，而文先生实未尝介意，盖人学问相去为何如哉。”同治四年乙丑五月望日灯下识。无锡沈梧旭庭。
按石亭内翰则勒县陈沂，字鲁南也。以医籍居南京，正德丁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忤张永嘉，出为江西参议、山东参政，转行太仆卿，执疏致仕。杜门著书，绝意世务。书学大苏，旁及篆隶绘事，皆称能品，著有《拘虚诗集》。与宝应朱升之、上元顾华玉、王钦佩称朱顾陈王四大家。见《列朝诗集》。乙丑夏日后学沈梧鉴定。
二、《王宠起居帖》年月的考证
1、“石亭内翰尊丈先生执事”
《王宠起居帖》上款“石亭”即陈沂（1469－1538）初字宗鲁，后改鲁南，号石亭居士，先世浙江鄞人，后迁徙上元。《明代传记丛刊•国朝献征录》收录了明代顾璘《山西行太仆寺卿陈先生沂墓志铭》，文中记载：“弘治辛酉（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举乡试。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与修《武宗实录》，……嘉靖癸未（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礼部聘同考官。”《上元县志•邑献》记载：“甲申（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与邹守益、杨慎等再论大礼。乙酉（嘉靖四年，公元1525）《实录》成进侍讲。……嘉靖六年升翰林院侍讲陈沂为浙江……山东布政使，左参议，累官江西参议，山东参政。”他与顾璘、王韦关系十分密切，被时人称作“金陵三俊”。
王宠称陈沂为“内翰”，是对陈沂当时在宫中任职的尊称。“内翰”，专职于翰林院，是古代官署之名，初设置于唐代，原为内廷供奉之处。直到明代，才将修史、文翰等事务一并归入翰林院，并设立翰林院学士、侍读、侍讲，出入内廷，地位颇高，凡进入翰林院任职的亦可称之为“内翰”。从陈沂考取进士又改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到嘉靖四年晋升为侍讲，他都是在翰林院任职。
2、“衡山先生拜命大廷，皆诸公推毂之力，君子道长，永锡尔类。吾丈友义义重，真见古人矣。”
衡山即文征明，文征明“拜命大廷”的时间，《文征明集•年谱》记载：“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文征明至京师，授翰林待诏。”王宠作《小楷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有证，“二月廿四日，（以诸生贡于成均）赴北京与蔡羽离家同舟入京，汤珍、吴灌、王守、王宠宴别于汤珍双梧堂，为文征明、蔡羽饯行。汤珍命工图六人之像，文征明为之补景，蔡羽题记。”
文征明和王宠为“折辈与交”，这在笔者《王宠行书述病帖》（见《文物月刊》2004年第12期）文中已有解释，这里就不再赘述。正是因为这层不一般的关系，王宠才会在信中如此赞誉“推毂之力”的陈沂，因为文征明进入宫中做待诏时，曾经遭遇数状元的歧视，认为他就是一个画匠。而陈沂了解文征明出众的文才，并为其正名。陈沂是诸多维护文征明名义的人之一。
文嘉《先君行略》记载：“巡抚李充嗣露章荐公，督学欲越次贡之，公曰‘我平生规守，岂既老而自弃耶？’督学亦不能强，竟以壬午贡上。癸未四月至京师，甫十八日，吏部为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诏。翰林诸公见诸公推与太甚，或以为过。及见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杨公慎、岭南黄公佐，爱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后坐次，公年既长，其中又有为公后辈者，遂以齿让公。公竟上坐，众亦不以为迕。”这段文字讲述了文征明“拜命大廷”，乃是李充嗣的推荐。
《明史•文苑三•文征明》亦记载：“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征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征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但是，文征明毕竟是经推举而进入翰林院，非中第考入翰林院，招致而来的则是“是时专尚科目，征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沈梧在提拔中提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记载：“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惟黄泰泉佐、马西玄汝骥、陈石亭沂与衡山相得欢，时共酬唱。乃知薰犹不同器，君子小人因各以其类也。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故此数公者，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耶，此旦足发一笑耳。”这一段文字描述了文征明入翰林院后被姚涞、杨维聪等状元嘲笑的细节。
状元姚涞，字维东，号明山，慈溪人。是当时总制尚书姚镆之子。据《皇明词林人物考》的描述：“状貌奇伟，资识过人”。《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年三月戊午（十七日）赐进士姚涞等四百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该书还记载道：“壬戌（二十一日）赐状元姚涞朝服冠带，诸进士宝钞。庚午（二十九日）授第一甲进士姚涞翰林院修撰。”翰林院官署的级别层次从最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到庶吉士。一般来讲，只有廷试一甲，才能授修撰和编修。姚涞因成绩突出，被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由此可见此人才华横溢，但从他对文征明的态度，亦可见其傲慢。
状元杨维聪，字达甫，号方城，顺天固安人。正德十五年庚辰会试取中，十六年辛巳殿试第一。
文征明尽管文才过人，又是被举荐而来，但因非科班出身，终归只能做宫廷中地位卑微的待诏，即便这样，还要遭遇姚、杨等状元的讥讽，被轻蔑的称之为“画匠”。
王宠在文中言“吾丈友义义重，真见古人矣”。一方面赞扬陈沂“与衡山相得欢”的友谊之情，一方面隐含着对“推毂之力的诸公”的赞扬，这诸公当中包括杨慎、黄佐、马汝骥以及何良俊。
在《四友斋丛说卷十》道：“林见素（名俊，字待用，号见素。成化进士，官刑部员外郎。世宗时官刑部尚书。）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方到京，适文衡山应贡而至，见素首造其馆，遍称之于台省诸公。时乔白岩为太宰，素重见素，乃力为主张，授翰林待诏，我此行为文征仲了此一事，庶不为徙行矣。”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推荐文征明入宫的不仅仅是李充嗣一人，还有当时的太宰乔宇。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西乐平人。登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迁光禄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
3、“南坦先生建节出镇，想已别都门矣。”
南坦为刘麟（1474－1561）的号。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弘治年做了进士，嘉靖元年被召拜为太仆寺卿，嘉靖六年当上了大理寺卿，嘉靖七年升为刑部左侍郎，后又升至工部尚书。
建节是指使者所持之节，以示征信。即建节使往之意。《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在嘉靖二年四月，“升太仆寺卿刘麟为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提督紫荆等关。”“紫荆关”在直隶易县西紫荆岭。
4、“家兄回，曾道吾丈许録姚殿元会戍墨卷，并诸名公者垂示鄙劣。仆聋瞽人也，固无以甄别奇宝，然亦乐一诵之，望终惠我，千万千万。”
“家兄”即王宠的哥哥王守。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关系甚为融洽。正德六年，兄弟二人从学于当地著名学者、书法家蔡羽先生。他们在洞庭蔡羽处读书三年，结交诸多知名人士。嘉靖五年（1526年）考中进士，八年（1529）七月王守应召入京。
这段话是指王守曾赴京回来，陈沂曾经应许王守“録姚殿元会戍墨卷，并诸名公者垂示鄙劣。”这里面至少隐含着这样三点意思：其一、王守本年有可能也参加了考试，但未被录取。王守生平资料很少，还有待考察。其二、此次科考陈沂在考官之列。上面讲到“嘉靖癸未（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礼部聘同考官。”陈沂才有可能应许“録姚殿元会戍墨卷，并诸名公者垂示鄙劣。”其三、姚涞殿试第一，获取状元。《皇明词林人物考》记载姚涞：“嘉靖癸未（二年）魁天下。”明代吴承恩《状元图考》记姚涞：“嘉靖二年状元及第。”《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时间更为确切：“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二十一日）赐状元姚涞朝服冠带。”
可见，无论是陈沂为“内翰”并任礼部聘同考官的时间，文征明“拜命大廷”的时间，还是刘麟建节出镇的时间，姚涞殿试考中状元的时间，都是在嘉靖二年四月前后。由此可以推测《王宠起居帖》的创作时间即嘉靖二年四月前后。此时王宠30岁。
三、《王宠起居帖》的书法艺术
上述考证已经确定《王宠起居帖》为其30岁所作。无疑，该书法也就被划入王宠早年作品范畴。实际上，流传下来的王宠书迹前后加起来不过二十年，而现存绝大部分书法作品都创作于嘉靖五年之后，即他33岁以后。因此，这篇王宠在30岁书写的《起居帖》，就显得尤为珍贵。
我们见到存世的早期王宠书法作品，主要来自于文字记载，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记录了《王宠书文选全册》，跋文说：“雅宜山人手书《昭明文选》，全部凡二十册，用孙过庭《书谱》法，首尾精纯，无一懈笔。侧后有方亨咸、翁嵩年、查嗣瑮、朱彝尊四跋。据翁、查两跋所述，知前后十册中间离而复合。延津之剑、合浦之珠不足为异矣。雅宜少学于林屋山人蔡羽，于书无所不读，诗好建安三谢。书法本在永兴、大令间。嘉靖九年以资贡入太学，试又不售，卒时仅四十，此册作于正德乙亥，则年方逾冠耳。”按“正德乙亥”为正德十年（1515）王宠22岁。
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记录了《王宠小楷书南华真经卷》，卷后有王宠自题：“予昔年过补庵先生剑光阁，见虞永兴手书《漆园内篇》，笔法绝似《度人经》而遒媚过之，披次欣赏，留舟中阅数日，不忍释手。丙子春王，予再过梁鸿溪上，补庵持素缣属予手摹永兴腕法，书成七篇。三阅月始报命，要亦优孟衣冠，虎贲之貌，殊足愧也。正德十年寎月之望雅宜山人王宠识。”落款“正德十年”，跋文中称“丙子春王”，则是正德十一年，显然落款存有疑问。《石渠宝笈》卷三载《明王宠书庄子内七篇四册》书年款为“正德十一年寎月廿二日”，及《石渠宝笈》卷五载《明王宠书南华经卷》书年款为“正德十一年寎月二日”，两幅作品跋文与《岳雪楼书画录》跋文相同，谁真谁假，不见实物，难以预料。三件作品同样的题跋，显然不是偶然现象。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即《明王宠书庄子内七篇四册》跋语所言：“虽神力稍逊，要亦高手临本也。”那么，这三件作品是否在世，还有待于实物的发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述著录记载都是王宠二十二三岁时所作。
故宫博物院藏王宠24岁为孙一元作《行书浔阳歌十首卷》，是目前发现的王宠流传至今的最早期书作。从《行书浔阳歌十首卷》书法的笔势、状态来看，可窥到蔡羽及他人所共识“始摹永兴”的书法痕记。蔡羽是王宠的尊师，王宠曾作《感旧赋》回忆那段经历：“正德辛未（正德六年）宠师事林屋（蔡羽号）先生于包山精舍”。文征明《莆田集》这样记载：“……（王宠）少学于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那么，在这三年当中，王宠书法是否学于蔡羽，这在诸多有关蔡羽和王宠的史料记载中从未谈及，但在《感旧赋》中王宠谈到“师事林屋先生”，“师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取三年一次的科举，盼望有朝一日获得金榜题名。王宠正是在正德五年，第一次科试中失利之后的第二年开始“师事林屋先生”，可见是因科举而来。明代科举主要以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为考试教材，书法字体的端庄与否，也是科考内容的参考项目之一。因此，王宠所说的“师事”是多方面的，应该涵盖了科举内容中所要求的书法部分。从《行书浔阳歌十首卷》的书法观察，其用笔的方法与字型结构，都与蔡羽书法有几分相似之处。王宠“始摹永兴”，是后来的书法家，通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前面《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石渠宝笈》著录中，王宠自识：“见到虞永兴手书，……披次欣赏，留舟中阅数日，不忍释手。”两者都可以说明王宠早年书法的继承关系。
王宠一生参加过八次科举考试，而八次均告失利，从此他放弃科举考试。在他放弃科举考试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笔者在《王宠行书述病帖》有述），在此同时，他的书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沙孟海先生曾经说过，“雅宜山人书，约三十八九岁始改观。”情况确实如此。
嘉靖元年，王宠第五次科试又告失败，《王宠起居帖》是在第二年所书，因此，书法变化不大，仍然保持着“始摹永兴”的状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王宠30岁的楷书作品，即嘉靖二年二月廿四日送别文征明和尊师蔡羽同舟北上，王宠为他们作的五律诗四首，题名为《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这件书法与《王宠起居帖》书法作品虽然书体不同，一行一楷，但书写中的笔势以及用笔的间架结构都基本一致。我们用简单的比较方法将两幅作品的同样字体如“山”、“丈”、“元”、“南”、“周”以及偏旁部首相对照，我们明显发现书法主体格调以及书法体势十分接近。书法多力丰筋、遒逸精妙、姿态迥异、清远深秀、如置身岩壑间。无一笔尘俗之态，具有独特性。就时间而言，两件书法书写时间也相距不长。《王宠楷书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与《王宠起居帖》的书势继谁而来，显然都具备了前人所说“书摹永兴”的论点。书法的顿挫、转折以及书法表现形式都有些类似，假如我们与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相比照，会发现《王宠起居帖》有很多字型与之近似，如“重”、“敬”、“允”、“丈”、“萬”、“锡”、“元”等等，其中还包括很多偏旁部首，也就是说，其行笔的顿挫、转折等均流露出虞世南书法的遗迹。由此可知，人们如此同一的得出王宠书法“始摹永兴”的结论，是事出有因的。
顾复《平生壮观》概括得最为确切，认为：“先君述董文敏论书曰：‘气为最，势次之，笔斯下矣。’余观明世人书，皆以笔尖作楷，秃笔成行，亦得擅名于时。王履吉沉着雄伟，多力丰筋，得气得势，非公而谁。故明之中叶书家，祝、王并称，有以也。” “多力丰筋”是王宠书法的基本特征，也是“得势”的主要方面。实际上，我们在谈论王宠书法时也常常围绕着这样的评语分析，诸如：“内蕴筋骨”、“遒逸雅秀”、“力量坚实”、“奇崛峭峻”、“遒劲挺直”等等，这些评语，都是针对王宠书法的力度和书法的形态特征而言。王宠的书法与祝允明、文征明齐名，为“吴中三家”之一，是当时杰出的书法家。正如人们评论他的诗赋一样“为一时同辈之电足”。但是他与祝、文不同，祝、文在书法方面的论述很多，而王宠很少有书法方面的评论，因此，很难知道王宠书法的观点。我们只能从他的回忆中得知“见到虞永兴的书法，认为笔法绝似《度人经》，而遒媚过之，颇为欣赏。”来分析他的艺术追求。
人们赞美他的书法取自虞永兴，从他对虞永兴书法“不忍释手”自然可窥见一斑。他所欣赏的“遒媚”也正是虞永兴书法中表现的艺术境界。
《王宠起居帖》书法清健遒劲，风格独具，是现存早期书法代表作品，风格特点已基本定型，囿于当时的风气和本人的条件，王宠书法也有明显的刻本（如阁帖）的特点，被人讥为“枣木板气”。其实早于他的李东阳、祝允明诸家又何尝没有这“枣木板气”呢？他的书法创作只有二十年的历史，无疑会限制他的艺术成就。纵观他的书法遗迹，就会发现他的书法踪迹的渐进过程。尽管他没有更多的书法论点让后人去剖析，但我们从他的早期书法的稚嫩走向成熟、从收敛走向开放，无不可以感受到王宠书法的变化。可以说，王宠《起居帖》为人们研究王宠早期书法的师承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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