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铁林到医院看望史树青先生

唐朝轶

                          张铁林到医院看望史树青先生

    本站讯（之 常）：8月27日下午，张铁林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编辑唐朝轶及助手周毛的陪同下，前往医院看望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史老前段时间因身体不适而住院，现在已基本康复，精神矍烁，胃口很好。
     史老对张铁林先生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当张先生告诉史老他最近应聘担任广州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现正着手创办开设中国书画鉴赏专业时，史老兴奋得一拍大腿说：“太好了！”表示将全力支持张先生的工作，在张先生带来的“关于开设中国书画鉴赏专业专家征求意见稿”上郑重签名。并向张先生提出许多关于中国书画鉴定专业学生培养的具体意见。
     史老还认真地观看了张铁林先生携赠的《写生笔记》与《书法作品展览集》，对张先生的书画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当史老得知随行的唐朝轶在担任《中国书法全集》编辑工作时，连声称赞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是了不起的工程，为书法界做出重大贡献。並询问现在具体的编撰情况，向唐朝轶先生介绍其收藏的明代莫是龙及陶望齡作品。
     史老所藏的陶望齡作品，有当代近二十位书画界名人题跋，其中沙孟海先生的题跋还收入了其最新的文集。可惜先生住院，不能亲眼目睹真迹，大家相约在先生出院后，再去拜观收藏的珍品。

唐朝轶

     史树青，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1922年生于河北乐亭人。1945年，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史学系研究生毕业。工书法，精鉴赏，尤以考古鉴定驰誉中外。
    1958年，史树青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至乌鲁木齐、喀什、和阗、民丰、伊梨、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编写简史、简志。1959年建国十周年，他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担任明清陈列组副组长。1972年，史树青根据周总理指示，举办我国出土文物展览赴各国展出，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任副组长。1973年起参加文物出国展览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等地展出，博得好评。1984年应外交部之邀，赴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鉴定驻外使馆所藏文物。1995年以来，参加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遗址调查及浙江河姆渡遗址调查等。
    1993年受聘为日本广岛毛笔博物馆顾问，1994年受聘为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兼职教授，1996年受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博物馆客卿顾问。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文物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先生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是会请已经退休的史老出马。1946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了当时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唐朝轶

张铁林先生在询问史老的身体健康状况

唐朝轶

张先生在介绍他近期的工作

唐朝轶

   
文物鑒定家史樹青：人棄我取 點石成金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4 月04 日 | 文章來源：北京青年報  

史樹青，1922年8月生，河北樂亭人。我國著名學者、史學家、文物鑒定家、金石學家。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自幼受家學影響，性近文史，偏好收藏，弱冠之年即憑個人功力在真贗並舉、魚龍混雜的琉璃廠古玩市場上贏得了“鑒藏少年獨名家”的美譽。青年時代，求學輔仁，受業名師，習文研史，獲碩士學位；後經業師餘嘉錫先生推薦至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工作，自此便與文物結下了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他參與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籌建，是歷博的元老級人物，近六十年的風雨歷程，他和歷博一同走過。他為尋寶，曆盡艱辛，殫精竭慮，多次為國家徵得稀世珍品；他為鑒寶，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使古老的文明得以重光。古稀之年，他又心繫後繼，言傳身教，授業解惑，著書立說，不遺餘力。
■文物鑒定是一門綜合的學科，需要具備多方面的文化素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都要懂，這對文物鑒定大有益處。你的知識不夠，你就容易吃假貨，行話叫“打眼”，反之，你就可能“撿漏”———別人沒認出來的東西就被你撿個大便宜。
梅辰：搞收藏的人一般都家道殷實，因為這是一個富人可以奢享的愛好和興趣。您生長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中？
史樹青：我的老家是河北省樂亭縣，我們家是中等人家，算不上什麼大戶。你知道王世襄吧，（梅：知道，最近正在拍賣他的收藏，據報道好像是一件古琴就拍了八百多萬）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家就是世家，他們家錢多，（梅：您的意思是您家沒他們家錢多？）我們家是地主，小地主、小買賣，我們家跟他家可不能比。我父親那時在北京做小買賣。（梅：那就不是地主了！應該算是小業主）他喜歡收集鄉賢遺墨，也就是當地人的字畫。收藏分這麼幾種，有喜歡收藏當地的東西的，也有好收藏全國範圍的東西的，不一而論。
我父親當時就喜歡買本鄉本土的東西。（梅：他老人家懂文物鑒賞？）有點基礎，也讀了一些書，因為是本鄉本土，他的了解就多一些。人家介紹來，他覺得好就買下來。他收藏的東西到現在還留著呢，有一百多年了。
我們講愛國主義，首先你得先熱愛自己的家鄉，老是說我們那兒是窮鄉僻壤、荒山惡水，我覺得這是對祖先的不敬，這不是愛國主義。有很多人非常熱愛自己的鄉邦文化、敬鄉尊賢。最近有一位唐山日報社的張哲明同志，他主編的《冀東近代名家書畫集》所收多為我家的藏品。
梅辰：過去說“要賺錢，買宋、元”，您的家藏中有宋、元的字畫嗎？
史樹青：那上哪兒淘去啊！我們家只是個小康之家，買的都是不太貴的東西，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大部分是清朝時期的。如果收藏宋、元時代的作品，像張伯駒，那就很了不得，他是很少見的收藏家。
梅辰：您是因為耳濡目染繼而對文物發生了興趣？
史樹青：基本上是這樣。我父親好文學、好歷史、好書法、好收藏鄉邦文獻，我受他的影響很大。那時我在北平師范大學附中讀書，學校就在琉璃廠附近，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就跟著我父親去琉璃廠，是那兒的常客。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我就依著我少年時期的愛好選擇了國文係，本科畢業後讀研究生時我又學了歷史，這樣文史就算是都學上了。
我真正意義上的收藏是到了大學才開始的，才算開了眼界，並且有了學術上的追求。追求畫外功、筆外功，追求知識文化的東西。像啟功先生筆外功就很厲害，有些年輕的書、畫家就缺少筆外功，這與讀書多少有關係。有些畫家畫得很好，一題字就完了。首先是字寫得不夠好，還不如不寫；其次詩也缺少文化內涵。作為一個書家或畫家，不僅要在書畫上下功夫，在詩文上加強修養，在印章上也要有功底。看一幅作品，不看別的，先看他的用章就可見其藝術修養水準，搞書畫鑒定，印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印章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它的印色、佈局等等都是很有講究的，有些很有名望的人，印章就很不像樣……詩、書、畫、印並稱“四絕”，能做到“四絕並精”的藝術家是不多的。
梅辰：琉璃廠是收藏家們的聚散地，聽說您年少時還得了一個“鑒藏少年獨名家”的美譽？您怎麼“鎮了”他們一下？
史樹青：琉璃廠是北京一條古老的文化街，清朝乾隆年間因修《四庫全書》，全國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了北京，這裡就開始熱鬧起來了。那時候它的整條街上都搭著棚子賣東西，東西多了去了，魚龍混雜，憑你自己去淘吧。上高中後我就逐漸地開始買東西（文物），那時候我比較擅長看鄭板橋的東西，拿來一幅畫，能看（真假）個八九不離十。（梅：這眼力怎麼練的？）主要是看書，家裏那時買了很多古書，幾乎見了好的古書就買。我認為讀書很重要，啟功先生之所以（水準）高，就是因為他讀書很多。讀書太重要了，研究文物必須要結合文獻。我也很佩服沈從文先生，拿來一個文物，他能給你聯繫很多問題，真的是通古博今。文物鑒定是一門綜合的學科，需要具備多方面的文化素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都要懂，這對文物鑒定大有益處。你的知識不夠，你就容易吃假貨，行話叫“打眼”，反之，你就可能“撿漏”———別人沒認出來的東西就被你撿個大便宜。我那時常常“撿漏”，每次向老師和同學們展示的時候，總會得到大家的認可，刮目相看。到了高中畢業的時候，業師張鴻來先生題詩字一幅，詩中有“書畫常教老眼花，鑒藏少年獨名家”之句。
梅辰：那時都“撿”了些什麼寶貝？
史樹青：我後來捐給歷史博物館的《海瑞行書》軸、《邱逢甲七絕詩》軸等就都是那時候“撿”來的。
梅辰：後來到歷博工作算是如願以償了？
史樹青：研究生畢業後，我先是到匯文中學教書，1947年經業師餘嘉錫先生推薦到了當時的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工作，也就是現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這一去就是快六十年了！哦，中間還去革大學習了一年。“革大”就是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當時在西苑，現在已經沒了。當時謝辰生、沈從文、王世襄等都在“革大”學習。我還記得入學試題是：《論為人民服務》。
在“革大”時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年“五一”勞動節，要在天安門舉行慶祝遊行，因為學校在西苑，我們先到西直門集合，然後再去天安門。一大早我到了西外大街，街上好多賣早點的飲食攤，我一眼就看見一個老太太在那兒賣涼粉，她用一個青花大盤子盛著涼粉，我一看那盤子是好東西啊，顏色好，花樣好，我就跟王世襄走了過去。（梅：您怎麼看出來它是好東西？）我見過啊，我以前在王世襄家見過，他們家有許多好“貨”，他爸爸給我看過這樣的盤子。我就跟王世襄說“這不跟你們家的那個一樣嗎？”他說：“是啊，這是宣德的盤子。”（梅：“青花首推宣德”，好東西啊！您又準備撿漏了。）我們就跟老太太說這盤子您讓給我們得了，央告了半天，老太太要了五萬塊錢就把盤子給我們了。（梅：那時候五萬塊錢算多嗎？）不算太多，合現在大概也就是五塊錢，我和王世襄我們倆一人出了二萬五。（梅：還準備回去掰半？）到了集合的時候，我們就抱著盤子站隊，那盤子還挺大個的呢（用手比劃大概有炒菜鍋那麼大），小了就叫碟了。然後我們就抱著它去遊行了，街上看熱鬧的都不知是怎麼回事。走到西直門內的科學院宿舍，正好看見裴文中先生在家門口看遊行呢，我們趕緊跑過去跟裴先生說：“我們先把盤子存您這兒，您看我們這兒遊行抱著個盤子也不是那麼回事兒啊……”（哈哈）
梅辰：這個盤子現在在哪兒？
史樹青：在故宮博物院呢。遊行回來後就把它給捐了。那時候的人思想都進步，當時我們買的時候就是為了捐給國家的。（梅：所以才一人出一半的錢。笑）
■“目前鑒定文物還是以眼學為主，眼學是憑經驗、做比較，難免會有走眼的時候……我也有走眼的時候，那一次搞得我很尷尬……”
梅辰：有這樣一個說法：“博物館的專家不是隨便當的，當一個領域的專家是真正的專家，當兩個領域的專家就要小心謹慎，如果說是多個領域的專家，那就和琉璃廠的老闆沒啥兩樣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史樹青：這有個專家和學者的區別問題。專家是專家，學者是學者，學者的面要寬。什麼是專家呢？過去在琉璃廠出售或購買古玩字畫的人都需要憑個人眼力去鑒別真偽優劣，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中，這些人不斷地提高著鑒賞的水準，時間長了慢慢地就鑽研出門路來了，由外行變成了內行，就成了專家了。琉璃廠的很多學徒就是這樣慢慢地成為了專家。看得多了就有經驗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眼學。老專家都是眼學。就好像一個廚師，拿手菜是紅燒肉，那就是做的好吃，也未必有多高的理論知識，你再讓他做個糖醋魚，就不一定好吃了。學者不同，學者要對本學科有精深的了解，要有突出的建樹。
梅辰：您主張書畫鑒定以眼學為主，實際上就是以經驗學為主。但它並不能保證萬無一失，難免也會有“走眼”的時候。
史樹青：目前鑒定文物還是以眼學為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六十多位委員基本上全是以眼學為主。眼學是憑經驗、做比較，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失必有一得，難免會有走眼的時候，但經驗多了看錯的概率就相對小一些。
梅辰：您走過眼嗎？
史樹青：走過啊！有一次在山東淄博，當時有一位淄博的女同志跟我說：“請史先生掌眼給我買一件銅鏡。”我看到淄博文物市場上的一件銅鏡很光亮，花紋也好，就讓她用二百元買了。結果第二天商店裏又出現了一件同樣的銅鏡。經過仔細鑒定，證明它們都是新做的同樣的翻版製品。
梅辰：文物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贗品、偽品？有沒有考證過？
史樹青：書畫作偽，真正開始形成風氣，大約是從宋代開始的。唐代雖然也有臨摹古人名跡的，但都是公開的，到了宋朝，就有人故意作偽了。制偽的手法也有很多種，像新畫染舊、舊畫補題或換款、舊畫揭二層啊等等五花八門。（梅：舊畫揭二層？）裱畫匠可以把一幅用宣紙做的書畫，揭為二層，上層為原畫，下層墨色較淡，畫工就倣照上層畫意添補墨色，冒充真跡。這要求很高的技術才行。此類偽造的書畫，因為原來是與上層粘合的，所以表面常常帶有浮毛。
■“我說這麼好的東西怎麼能不要，在您的任期內要是買下這東西，您就為國家做了件好事，您就是立了一大功……這東西甭說一萬，就是二十萬也值了……”
梅辰：幾乎每一件國寶的回歸都有著艱辛的尋寶歷程，您為歷博“淘”得諸多鎮館之寶，能不能給我們講幾段其中的故事？
史樹青：那就講成吉思汗畫像吧。我對成吉思汗一直很有興趣，一九五一年，我的一個小學同學來找我，說：“你懂畫，又懂古書，我家有點古書你給看看……”她的公爹叫陳宧，做過民國的參謀次長，曾經視察過蒙古，當時蒙古的一個什麼王贈送了他一些東西……她說：“我們也不懂這些，你給我們賣了吧。”這其中我就看到了一件成吉思汗的畫像，感覺不得了，非同一般。我說這幅畫是好東西，你賣給歷史博物館吧。當時館裏也沒太在意，只賣了三五塊錢。只是我覺得它是個好東西，但也沒覺得特別了不起，當時只是從簽題的字體和紙地判斷，認為它是一幅明人的摹本，也有人說是清人依照明人的舊本摹下的。直到1962年初，館裏請了三位大專家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對館藏的全部書畫進行鑒定，我那時還年輕，也不是專家，就在旁邊跟著聽。到了這幅畫時，專家們就說這是好東西啊！這是元朝的畫啊！他們從畫像的紙地、墨色、人物形象、題簽文字和用筆等方面斷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這可就非同一般了。
梅辰：元代作品？那是照著真人畫的嗎？
史樹青：過去的畫像沒有照著真人畫的，不像現在這樣對著活人來個素描，過去畫像都是人死了以後才畫的。過去一個皇帝的畫像，可以同時有很多幅，分別在各處供奉。而這類畫像多是死後所畫，甚而是臨摹或追摹的，也就是後人對著祠堂或廟裏供奉的像來摹。這幅畫像據推測不一定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前所畫，但距元太祖逝世也不會太遠，它可能是元末蒙古貴族退出大都時攜帶出去的，後來陳宧又從蒙古某王府得來。它應該算是現存最早的一幅成吉思汗畫像了，從它可以看到元代肖像的真實藝術風格。這也算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了。
梅辰：還有什麼？
史樹青：另外還有一件東西也很有價值，找回來那真是頗費周折。最開始還不是我找來的，是它自己送上門的。有一天，一個人拿來一塊成吉思汗聖旨金牌要賣給歷博。這聖旨金牌是幹什麼用的呢？從前傳信，就憑這個牌子，把信和牌子包在一起，讓對方看，以此證明這是皇諭，對方看過後信使還要將它再收回來。這個牌子是成吉思汗早年的時候用的，那時候，他的名字是鐵木真，還是個地方官，後來他逐步統一了蒙古各部落，被擁戴為全蒙古的大汗，才被稱為成吉思汗，汗是尊稱。
牌子拿到徵集處，徵集處的同志一看：“假的，不要。”這人拎著個包就要走，正好碰上我進來，我就問他是幹嘛的，他把情況說了一下，我說你拿出來我看看，我一看，不得了，好東西……這時候已經都中午了，得，咱先吃飯去吧。我就請他吃了頓飯，一邊吃我就一邊跟他聊，把他的姓名地址等等都記下了。等到下午徵集處的同志來了，我就讓他們留下它，他們堅持說是假的，沒辦法我只好又找了館長，館長也說是假的。當時那人是花八千塊錢買來的，說只要給點賺就賣，我就跟館長說咱給他一萬得了。（梅：館長能要假貨嗎？）是啊，無奈只好讓他走了。過了半年，我還惦記著這事，我打聽到這東西現在在河北博物館，河北認為是真的，就是嫌太貴了。我就找了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斌，告了我們館長一狀，我說“這麼好的東西怎麼能不要，在您的任期內要是買下這東西，您就為國家做了件好事，您就是立了一大功……我們館長他精通秦漢，不長遼金，這東西甭說一萬，就是二十萬也值了……”
梅辰：您還很有策略，先把局長弄暈。
史樹青：局長就給河北打電話，結果河北因為嫌貴已經把它給退回去了。一直到老館長卸任，換了一個年輕的館長，我又攛掇著他買。他信我，他說：“您要說是真的咱就買……”等把東西拿來，經過這麼一折騰，人家原來那個價錢就又不賣了……幾經周折最後總算是又回到歷博手中了。（梅：那歷博認可它了，還是仍然模棱兩可？）呵，那可當寶貝了。有一年內蒙古到上海辦《騎馬民族文物》展覽，跟歷博借這個東西，歷博都沒捨得借出去。歷博以前的陳列中從未有過成吉思汗的實物，迄今為止關於成吉思汗的東西也就只找到了這麼兩樣。
梅辰：如果有人拿文物到歷博賣，歷博不要，您個人能買嗎？
史樹青：我覺得這樣做不好，我都是去潘家園、報國寺踅摸。國家有規定，搞文物的人是不能利用職務之便自己私買收藏的。（梅：問題是它不要嘛）這種情況下也有買的，沈從文先生當年就買了一些，既然你不要那我就自己買吧，後來他捐給了博物館一些，也有的捐給了北大。我很喜歡硯臺、也收藏硯臺，大概收藏有二三百塊硯臺，是因為館裏它不要這類（東西），那麼有的我看著好的，我就買下了。另了說了，這硯臺夠不夠得上文物還很難說。
但如果是這種情況，身為（文物）鑒定委員會成員，開會鑒定的時候你說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私底下你又找人家買回來，這就不好了。王冶秋（原國家文物局局長）講過：“你要在博物館工作，就不要當收藏家。”
梅辰：委員們的鑒定結果往往影響到該藏品的價值，做一名合格的鑒定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和品德？
史樹青：（很乾脆地說）一心為公，光明磊落。
梅辰：您認為研究文物的意義是什麼？
史樹青：所謂文物就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產物，是文化遺產，也是一筆物質文化財富，它從不同領域反映出歷史上人們的社會實踐狀況。比如剛才說的成吉思汗聖旨金牌，是蒙古時期的文化遺物……文物有三種價值，一是歷史價值，二是藝術價值，三是科學價值。文物可以直接看到古人的文化、生產和生活，衣食住行裏所包含的就是文化。過去人民富裕了就“求田問舍”，現在講究說是購車買房……文物真實地反映著歷史、印證著社會發展的過程。文化遺產越豐富說明這個國家的歷史越悠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懂得自己的民族史、國家史，是很危險的。
■史先生多次將家藏珍品捐獻給國家。他認為捐東西是一種境界。
梅辰：有人說收藏是為了欣賞的需要，也有人說是經濟利益的需要，您怎麼看？
史樹青：應該說是為了興趣所好、個人欣賞吧。（梅：那為什麼還會賣掉它？）因為增值了。（梅：那還是說利益是首要的，精神愉悅是次要的）不是，首先還是精神的愉悅，因為賣掉它後，可以多換點錢買更好的東西，所謂五馬換六羊，互相交換嘛。交換後可以得到更高的精神享受。當然也有的就是為了賣錢。
梅辰：有很多收藏家最終把藏品捐給了國家，您自己也曾有此義舉，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史樹青：首先都是因為國家需要，國家不需要你捐了也沒意義。捐東西是一種境界。
梅辰：您前面提到曾經捐給歷博一幅《海瑞行書》軸，為什麼要捐這幅字？
史樹青：當時，1959年，社會上出現了“海瑞熱”，據說是因為毛主席的一個講話，談到海瑞為官清廉、懲治貪官是為榜樣等等，於是形成了一個研究海瑞的高潮。當時正值中國歷史博物館落成，通史陳列需要體現這個新精神，於是就開始徵集陳列品。我作為歷博的一名工作人員，首先捐出了家藏多年的海瑞行書《大學中庸平治天下》軸，當時北大的高名凱教授、清華的梁思成教授也都獻出了海瑞行書長卷以及鄧拓先生收藏的海瑞拜帖等。梁思成先生的“長卷”還是他和林徽因女士結婚時梁啟超先生送的紀念品呢，並且卷後還有梁啟超先生的長跋，不過最後經過專家鑒定，雖然卷後有梁先生的真跡，但作品卻不是海瑞的真跡，最後又退還給了梁思成先生。到了後來的一天晚上，康生來館“指導”工作，指出我獻的那張可以陳列，於是就把我獻的那件海瑞墨跡陳列出來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罷官》的時候，我因為獻“寶”還受到了牽連，說我是“三家村”的幫兇，沒少挨批鬥……
梅辰：在國外有時會有這樣一個現象，我國出土的一些年代久遠的稀世珍品拍賣價格還不如外國只有一二百年曆史的東西，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史樹青：拍賣公司他是要看市場行情和經濟價值的。你看最近潘天壽的畫賣了五十萬，可是一幅明朝的畫卻只賣到了三十萬，現在社會上有重今輕古之風啊！（梅：那也可能潘先生的畫就是比它好嗎）但是物以稀為貴，它是無法再造的東西，任何時候歷史價值也是第一位的，藝術性第二位，什麼時候也不能動搖歷史價值第一的觀點。（梅辰）
《北京青年報》2005年4月4日

唐朝轶

   史树青夫人夏玫云女士

唐朝轶

夏玫云女士以前是戏剧学院老师，见到张先生很亲切，与张先生在探讨对当今影视界的一些看法。

唐朝轶

史老在一旁胃口大开

唐朝轶

颇为丰盛 （抱歉，照得不太好看，聊见先生之饮食习性）

唐朝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