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亮话系列之四）书家卖艺不卖身

丁圣叹

                                书家卖艺不卖身

天下事怪得很，没什么求什么，求什么得不到什么。钱也是这样。七十年代我想，有一天能穿着新衣，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好了！八十年代我想，要是有彩电、冰箱、摩托车那该多惬意！经过了十年的日积月累，我的愿望都实现了。这个时候我想，命里有的终归会有，没有必要刻意去求。从此我安贫乐道，白天上上班，当个优秀公务员;晚上读读书，写写作，练练字，不亦乐乎？
正当我调整好了心态，怡然自得的时候，天上突然掉馅饼了，而且越掉越多，越掉越大——我的书法收入远远超过了我这么多年来工资收入的总和！很多人劝我：你还要工作干啥？一心一意去搞你的书法嘛！我又糊涂了：人活着仅仅是为了赚钱吗？不研究书法，把高雅的艺术品降格为商品，艺术品还有价值吗？“艺术家”还有价值吗？
话虽这么说，但我其实很想赚钱，没有钱在这个社会上是万万不能的；但我确实没指望赚钱，那好象是政治官员和书法官员们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赚的钱虽不多，确也不少。近来很多人上们取“经”，很多老扳来寻求合作，我便把我的“金钱观”和“赚钱法”告知大家，也许对大家有点参考意义。
80年代书画一般很难赚钱。最会赚钱的是范曾，他把作品销到了日本。启功的字挂在荣宝斋，也就200-300元，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舒同85年一幅字千元，大家都觉得太贵。86年，我的一位挚友大学毕业要用钱，我的饭票也吃光了。穷途末路，开始变卖家当。一块宝石花手表，50元买的，卖了17元，顶了一阵子。还有二样东西可卖：一是启功送的一幅字，二是一辆飞鸽自行车。启功的字很难出手，我又舍不得，便打自行车的主意。120元买的，骑了一年，70元卖了，度过了大学的最后难关。
所以，80年代，尽管我有点小名气，别人说我“名震京华”，但作品一分钱也没卖。倒是春节写对联可赚钱。一幅赚二毛，我一天可写一百多幅，三天写下来，赚个百元左右，学费也就够了。
在大学课堂，从没好好听过讲，经常趁老师写黑板，写信砸人，有的被同学无意中夹到书里，当垃圾保存到今。上点档次的事就是国家领导人和中直机关把我的作品拿去蒙外国领导人。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与世隔绝，按要求断绝了与社会上一切人的来往。但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善写，于是结婚的，搬家的都找我写，我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我平时都在报纸上写，别人来找我时，一般都会拿一瓶墨汁，二张宣纸来，这样我就赚了大半瓶墨汁和一张宣纸。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后来象滚雪球，朋友的朋友结婚、搬家、升官、开张都来找我写，人一多，就不能按时交货，就有人上门来催，我就得好烟、好茶招待。来多了，他们就不好意思抽我的，喝我的，便经常给我送烟。时间一长，我的字没多大长进，但烟量猛增，一天可干掉四包。现在不管是国货还是洋货，我抽一口就可实级定价，肯定八九不离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足迹遍布北京、广西、广东、湖北等省市。
我是1996年离开原单位的。从此脱掉了身上的枷锁。1997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北大，拜访了恩师陈玉龙教授。谈起当年北大学生在京城的风光，师生二人唏嘘良久。老教授告诉我，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张此夫虽然天各一方，但目前都在搞书法。我居武汉，若与四位师兄，东西南北中同时发力，国内外互相呼应，北大书法的影响不可低估。
离开北大，与世隔绝十年，书法界新人辈出，早就忘记了我的存在。于是在1998年10月，我邀请陈教授和张此夫师兄到武汉一聚，受到了湖北书界的隆重礼遇。《书法报》将陈教授和我的照片发在头版。许多校友看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来信说：原来你还活着啊！与校友们的广泛交流，勾起了我对激情岁月的难忘回忆。我写了一系列怀旧的文章陆续发表。影响最大的是《当年我写小平您好》，一百多家报刊转载，十几个电视台为我拍了专题片。
巨大的名声让我诚惶诚恐，应接不暇。一些全国性的展览邀请我当顾问或评委，国内外一些所谓的《名人大典》隔三差五向我发入编函。各大报刊杂志的约稿让我一百年也写不完。而每年千余封读者来信，我既无法一一回复，更无法满足送作品的要求。
埋头苦练三十多年的书法，如果再换点烟的话，我就只能改行当烟贩子了。我在考虑：怎样才能为中国的书法再作点贡献？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书法作品进入市场呢？
由于有在北大组织活动的丰富经验，继98年《京汉书法名家金秋笔会》后，我又连续组织了几次活动：
2001年，在省书协和美协的支持下，我与朋友筹资10多万元，举办了《湖北省首届省直机关书画大展》并正式出版了作品集。
2002年，我个人出资，以省书协的名义举办了“湖北名家广场笔会”暨“鹿鸣先生广场书法展”，60余万观众轰动一时，不请自到的媒体报道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决不亚于中国书协的历届国展。
2003年，我又筹资举办“‘劲酒杯’全国公民道德建设硬笔书法大赛”，参赛者踊跃，反映良好。
2004年，由东风公司出资5万，我个人出资8万在深圳举办了“邓小平理论书法展”并发行了5万幅“小平理论书法扑克牌”。
2005年，为完成出版社的任务，我开始撰写《燕园故事》并从古代书法转向对当代书法现象的关注和研究。《舒同个展前言为何人所书》被《书法报》全文刊载。《让书法作品本身说话》、《中国书协三人谈》二篇文章被朋友拿去发表在《书法江湖》，全被置顶，好评如潮。
在积极开展书法活动的同时，我时刻不忘怎样提高自己的水平。有时为解决一个小问题，多次跑北京，向启功、陈玉龙先生讨教。而有些问题往往是多年摸索，一朝顿悟或被一语道破。如几年前，此夫兄指出我的书法太僵硬，叫我好好临米。但我从来就不喜欢米字，我反复揣摩章草的神韵和赵孟fu的用笔，终于有一天，一位毫不懂书法的小姐看了我的字说，您的字柔得让人心颤！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境界吗？从锋芒毕露到柔情似水，花了我整整七年的时间、2500多个日日夜夜啊！！突然想起了一句杜诗：十年得一句，一吟双泪流！
可悲的是，迫于生计，我不能全心于书艺，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营销方面。经常有人问我，最近几年你用于书法活动和个人开销的资金，至少也有100多万，你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还要养家糊口，你从哪搞的钱？我说，搞活动的时候，靠化缘；谋生计的时候，卖艺不卖身！
化缘时别人也要作品，说到底就是一个“卖”字。一会儿《人民日报》评我为中华“艺苑名家”，一会儿文化部评我为“丰碑艺术家”，一会儿《了望》称我是“脊梁艺术家”，再过一会儿，《中国收藏杂志》又称我是“百名作品最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家”，世界华人艺术协会还称我是“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高帽子一大堆，明知是纸糊的，但既然强加于我，我不用一下岂不是傻瓜？
我的作品进入市场是从2001年开始的。早在1998年底，我就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这可能是全国书法家中建立最早的个人网站。但网站知名度不高。至2001年，全国到处转载我的文章时，我向《报刊文摘》提了一个要求：将我的网站和电子信箱附在文后——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广告。
广告效果并不明显，问的多，成交的少，自己又不好意思开价，开高了别人买不起，开少了自己划不来。一个多月，电话费花了500多元，成交了7000多元。搅得头昏脑涨，折腾了一阵子，随后就沉寂了。
但随着报纸、电视对我不断报道，臭名越扬越远，一些当老板的朋友买我的作品去送礼，比主席的名头还响，一说都知道，象全国粮票，挺受欢迎的。中央各部门和省市的一些单位也喜欢选我的作品送礼，价格随他们给，一千元不嫌少，一万元不嫌多。
这样混了一段时间，身边的资源越来越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一天，突然看《企业家》杂志，上面有300多个上市企业的老总名单。我眼睛一亮：几百万份的《报刊文摘》广告效果并不明显，应该直接向可能的购买者做广告！
但我是卖艺不卖身的，直接推销作品太有失身份，怎么办？我这脑袋还是管用的。我草拟了一分广告《鹿鸣先生免费为您题写金字招牌》，发了150份给各位老总，附带各大报纸刊登的“先进事迹”。一个星期后，有了回复。可惜没人请我题写招牌。舒同、启功、刘炳森早为他们写了！看来是我出生太晚的缘故。但老板的办公室想挂幅作品，多少钱？我说，文化部刚把书法家划了六个等级，六级的每平米起价7000元，仅供参考，你们看着办？再接再厉，剩下的150个老总也发了。前前后后，20来个老总与我联系，投资二百多，赚了十多万。
我是穷惯了的人，也习惯于穷。口袋里有钱不舒服。，以前买纸论张，现在论箱；以前买笔论支，现在论打；看到一方砚，商家说4万，我说包上。
至2002年8月底，口袋里还有5万元，书法赚来的钱只能用于书法。我突发奇想：搞广场展览，与民同乐！一打听，场租6万。一盘算，装裱、展架、餐饮、人力3万。看来是没法搞了。但又不甘心呀，怎么办？没钱就用脑！到武汉市政府游说：这是公益活动，增强节日气氛，提升城市品位，送文化到老百姓中……见我说得有理，场租也就免了。
别人搞展览，一般请领导撑门面，请亲戚朋友捧场，还请新闻媒体瞎胡吹。我是偷偷摸摸举行的，纯粹是与民同乐。正如曹之庵老前辈当年说的：没钱的，干玩；有钱的，玩干！三天展览，为群众义务写了300多幅纪念品，有电视台的记者也来看热闹，大呼小叫：谁是鹿鸣？我们要采访！我说，“他刚走，你们来晚了！”展览结束后，累得不行，在宾馆开房睡了一整天。傍晚起来还没吃晚饭，又被记者堵住了。《楚天金报》的龙记者说，闻讯跑到广场去采访，哪知撤展了。打了一整天电话，现在才打通！风风火火地采访了半小时，我饿得不行，也不想多谈。但第二天一大早，头版头条登了。全国的记者排着队来采访，报纸上、网上的消息铺天盖地。除台湾、西藏外，每个省都报道了。你现在上网搜“胡圣虎”或者“鹿鸣”，还可找到数百条“旧闻”。这正应了我常说的那一句话“不求什么，偏得到什么！”
我不想为名所累，抱着玩的心态，一夜之间却再次暴得大名，利也从天而降：一个南方老板打来电话，问我这次的90幅展品卖多少钱，我说，以三尺为主，有四尺的，有小扇面，平均每幅半个平方，按国家定价每平米7000元，该卖31.5万元。他说太贵，既然全买，每幅2000元怎样？我不同意。生意没谈成，买卖不成仁义在。又过了几天，南方老板再次来电，说每幅加500元。我一算，2500总比250强。90幅可卖22.5万。我说，我只要10万，你如果肯加7.5万，我们捐20万给贫困学校怎样？老板一听乐了：胡先生死咬着价格不放，所得却越来越少。没想到，先生还这么有爱心！我说，我没那么高尚，我只是不想把自己贱卖了！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卖了30万，但我只拿了10万，买了一辆劳民伤财的小车。
几家报纸原计划安排我搞个捐赠式，他们可大张旗鼓地吹一下我的“高尚品格”。我怕白天遭抢劫，晚上遇小偷，婉言谢绝了。但消息还是不径而走。一些多年不见的朋友找上门来借钱，但我确确实实身无分文，经常在下班的时候盯着手机，等朋友请我去吃噌饭。你想想，这么多年来，我的工资一分不留地交给老婆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无半分钱的固定收入，但要管笔、墨、纸、硕、烟、酒、油。本想工作之余一心一意读书写字，但又不得不时时朝钱看。
2003年非典肆虐，害得我半年没有收入，差点饿死，幸亏有朋友救济。到下半年，找我的人又多起来，但因为很多都是公家要的，没有发票很难成交。于是，一位老板便成立了“武汉鹿鸣文化公司”，我负责写，他负责卖，利润对分。以前卖字，都是把报纸的复印件拿去买家看，大大小小几十页，像拣垃圾的。为了形象，公司要求为我出价出作品集。我说，作品集没人看。我的一点价值主要在于说真话、办实事，只不过这点硬骨头精神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书法表现出来的，所以我的作品才有人喜欢。于是公司听从我的建议，编了一本《走进鹿鸣》，除登了四个页码的书法外，其余全是文章。有我给十六大的建议，给省委书记的公开信，在北大、清华的演讲，还有报上抬举我的文章以及驻美大使的感谢信等等。这本杂志在武汉印了5000册，北京和深圳的朋友又为我翻印了10000册。他们按我的要求专门寄给大领导、名教授和大老板。在我意料之中的是：很多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这本杂志从头读到尾，校正了其中的三个错别字。杂志在政界、学界、商界影响巨大，它的传看率除了《读者》和《知音》外，恐怕无出其右者。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同志在湖北经济工作会议上还专门点了名，提到了我的一些观点。
表面上传播的是思想和观点，实际上造成的是影响， 销售的是书法。2003年，我度过了一个富裕的春节。
2004年是一个令我无比忙碌，无比“荣耀”又无比遗憾的一年。忙的是这一年我要管三个贫困县的小康工作。我和两名助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终于为驻点贫困乡落实了49.6万元的现金和三百万的项目。“荣耀”的是，这一年是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全国的每一家电视台都播放了我的历史镜头，还有十几个电视台为我拍摄了文献专题片、新闻纪录片以及艺术生活类的访谈节目。遗憾的是我筹划的书展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
我原计划投资130万元办一个史无前例的书展。五一期间到深圳考查，看中了即将竣工的人民广场。开幕式设计的是：请100名中央委员到场，请100名书家广场笔会，请空姐跳伞为佳宾赠送书法作品。
本来资金筹措、协调工作都已基本到位。但终因一些细节问题，没能如期按原计划举行。特别是我在展览的前夕不小心撞到了玻璃上，头上缝了14针，展览只好临时改变日期和场地。8月24日，当我伤痕累累地来到深圳时，被深圳各大媒体的记者团团围住，我一激动，说了一些话，惹恼了深圳市委，居然正式下文严令媒体封杀我！但展览的群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东风汽车公司为我印制的书法扑克牌被市民一抢而空。
展览虽没达到预期的规模，但南方市场还是打开了。以前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现在朋友们常说，“书家不出门，常获天下利。”我要说，银行卡就是好！
今年的收成还行，但总觉得家大口阔，入不敷出。丁军波先生网罗500名家拿来我点评，发了一篇到网上试了一下，竟是一边倒地叫好。既然如此，就结集出版吧！一算，印8万册，先得垫40多万，另印《书侠》、《艺术人生》等费用近10万，还有《当代流行语全国高校书法巡回展》、《当代歌词书法展》，这又得几十万，长篇回忆录《燕园故事》也逼着交稿……唉，我现在一缺时间，二缺金钱。表面上，我很潇洒，实际上我比哪个书法家都惨。别人想的是通过书法来赚钱，我想的是有钱就去搞书法活动。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靠卖。象我这样整天想着卖的男人也许全国仅此一个。
男人的卖，虽无血泪，照样充满辛酸。一幅作品写出来，写得好舍不得卖；写得不好，怕影响名声不会卖。心中想着卖，行动上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痛苦！
写一幅中等水平的作品很想出手，但既不能依靠权势，强卖；也不能低三下四，叫卖。一切随缘，今天撑死，明天饿死。
有时候，卖的是人格，并不是书法。一个南方老板，初中文化，出二万，要我写“儒商”二字，他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我的结果只能是挨骂，饿死我也不卖。
最可恶的是骗卖。说好二万，只带一万五，余下五千明天送来，一去杳如黄鹤。
最丢人的是还价，还到恨不得倒贴，我说，“您看着给吧。”曾有个老板欲免费拿走，我只好说：既然一文不值，就留着我当手纸用吧。后来加倍出钱我也不卖给他了。
最惭愧的是群众要字，一年收到一千多封来信，都是普通老百姓想要个纪念，我虽然很乐意写，但哪有那么多时间满足他们每个人的要求呢？
卖艺五年，兴奋、失望、无奈集于一身，除了越卖越穷外，仍觉茫然。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艺术家堕落的过程。从艺——卖艺——卖名——卖身，是当代书法家的四种境界。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为从艺；
适应形势，以书养书，是为卖艺；
欺世盗名，糊弄群众，是为卖名；
只认银子，德艺不存，是为卖身。
四步，我已走了二步，不知还能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