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四]中国书法全集编撰会议：《全集》与中国书法史研究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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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与中国书法史研讨会

        参加人员：刘正成  黄  惇  曹宝麟  华人德  张铁林  罗勇来
                  楚  默  李廷华  范国强  林奎成  方爱龙  张小庄
                  朱桂明  朱爱娣  刘智先  唐朝轶  孙传宝  王国保
                  唐  云  赵  伟

        主    持：刘正成  罗勇来
        时    间：2005年6月4日
        地    点：江苏镇江碧榆园宾馆

    刘正成：我们今天谈谈《中国书法全集》与中国书法史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应该纳入世界美术史的研究范围。金维诺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书法史要改写世界美术史，《中国书法全集》也将改写世界美术史，世界美术史没有写中国的书法。我们在谈到《全集》的一些宏观问题上，结合《全集》在编纂中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当代中国书法史的问题上，对我们当代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中国书法史当代的研究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去讨论去思考的，这中间包括我们的成果，包括我们的方法论、研究动态等。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我们的信息，提出一些问题来，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我们的书法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日本、台湾、韩国书法界关心的问题。所以，大家同时要具有一定的责任感。
    中国书法史研究的问题，有两位华裔学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一位是熊秉明先生。他在八十年代初回到国内，带回了他的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的学说，让我们以全新的观念审视中国书法史，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那个时候起以后的二十年，中国书法的研究在不断地进步、发展，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越来越为世界各国的艺术史研究所注意。在1995福州的赵孟頫研讨会，以及1996年常熟中国书法史研讨会上，都来了一批国外的学者，他们也都认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中心还在中国，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位国外的学者，包括台湾的学者，都在谈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成果在国内的反映。以前他们对国内不太了解，那两次会议都谈到，中国应该把世界各国研究书法史的学者联系起来，互相了解各自研究的课题，知道谁在研究什么方向。我记得后来搞了个座谈会，国外的学者提到了一些问题，又先后组织了几个学术讨论会，围绕书法史的研究也搞了几个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到了大概是2001年吧，到兰亭论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最近四五年，书法史的研究也很少作一些交流，当然指中国的书法界。国外的书法研究呢？我们的学者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特别是境外的。去年年底《怀素自叙帖》的研究，国内有部分学者参加。2001年我们三人（指与黄惇、华人德）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组织的“国际碑帖与书法研讨会”。最近，方闻先生从美国回到中国，受到清华大学的聘请，成立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搞了讨论会，我没有去参加，后来看了那个会议的报道情况才知道，方闻先生认为中国的考古和艺术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西方比还有不够的地方。我看他三次提到，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对研究中国整个的绘画和艺术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最近二百年来的西方绘画的发展受到东方和中国书法的影响，所以他带了一千万美金来成立了“艺术史研究所”，号召对中国艺术，包括书法要加强研究。最近在北京有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好像有点造势，不过很多人参加，包括杨振宁也参加了。国内的一批学者像李学勤等也参加了，当时我看了唐朝轶整理的记录，感觉到还是有些造势，没什么深度。他们也提到书法史研究，但和我们当代书法史研究没有构成一种衔接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中国书法史研究经过了二十世纪新时期的发展，再结合我们《中国书法全集》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我想，各位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规划和建议，不妨谈谈。我想这个话题非常广泛，比较自由，大家的发言最好限制在10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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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德：海外研究中国书法史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学者之间交流的网络早在十几年前就建成了，所以开几次国际书学讨论会我们都邀请他们参加了，或者跟他们见面。沧浪书社筹办过两次，一次就是刚才正成兄讲的在常熟的中国书法史研讨会，是我和言恭达先生组织的。还有一次就是以兰亭为主题的研讨会，这个是我和白谦慎组织的，由台湾的何国庆先生赞助3万美金开了这个会、出了一本论文集。现在官方的学术研讨会，有很大的缺陷。人来了以后开完会就一哄而散。而我们是连续两三天很认真的，而且配备两台幻灯机。开艺术史研讨会没有幻灯机不行，包括书法的教学，课堂都要用幻灯机。还有，我们大陆开这种会，旅游是会议的一个主要题目。所以，官方的会议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来了以后还要分三六九等，有些人住套房，有些人住普通间，工作人员可能条件还要差些。来的时候很热情，走的时候谁也不管。我们开的两次会都一律平等，包括赞助人何国庆先生，所以评价非常高。付申先生来了没有论文，没有论文就做学术主持人；沃兴华先生来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你可以旁听，自己交会务费，他觉得很意外。所以，我觉得一个会风，一个学风要通过我们的会议来慢慢地进行整顿，引导它逐渐地向国际接轨。我到美国去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会务组的人问清华的一个老教授说，某教授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要不要我们帮助你？他说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想到黄石公园去游览一下。对方非常尴尬，因为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等于在北京开会说要到乌鲁木齐去玩一趟一样，或者去西藏去玩一趟。所以，开这种会一定要和国际接轨，按国际规范进行交流，一定要严肃。
    另外，我觉得一般性的研究还要逐步地深入下去，还有就是跟随书法有关的一些边缘学科，也要有人研究，这样才会慢慢深入。有些书法研讨会，都应该请来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尤其是那次兰亭会议，来了很多研究文学的人。因为《兰亭叙》本身是古代的一篇名篇，还有研究哲学的人也来了，唯独缺的就是研究建筑的专家。文人雅集，曲水流觞，对后世的影响，对后世曾经起到过什么作用？没有请这方面的专家来。北京恭王府就有一个“流觞曲水”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建筑，所以这个《兰亭叙》对我们东方的文化在各个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你要深入地研究的话，就要各方面的专家来进行讨论。还有一个就是有目的地向这些方面有研究的学者提前发出邀请，要给人家一点富余的时间思考。关于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一定要规范，像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那样，要注重第一手资料，不要传抄，引文要注明出处，要尊重人家的成果，现在抄来抄去的文章比较多。所以，我们通过会议，不光是要深入地研究书法史，还要整顿会风、整顿学风，通过这些，慢慢地把我们的素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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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宝麟：我谈一点感想吧。应该说书法兴盛的这二十年以来，对于书法理论的研讨在正成兄退出之前，我的印象一直是搞得非常红火的。在他遭到这个不公的待遇之后，我们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像八届全国展同时进行的书法史的研讨会一样，我们都不参加了。应该是在前十五年左右吧，基本上大的书法理论讨论会，国际的、国内的，哪怕像沧浪书社举办的小范围的会议，我都积极参加，两岸三地的学者也基本都去。要说这十几年的成绩的话，我认为是在朝着有序的方向良性发展。从会议的规模，以及会议研讨出版的论文及作品集各方面来看，都比较规范。从各次的研讨会来看，都有一个主题，这是非常好的，这十几年的发展和成果应该是有目共睹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当然也不是对现在书法界的领导有什么微词，我觉得好像领导不力，包括像那些学术委员、学术委员的主任，好像并不是搞这个的，有点外行领导内行的感觉，这对学术发展的积极性是一种摧残。我们希望正成兄还能举起大旗，发挥杰出的组织能力，我们也都愿意在他的领导之下把这个学术研究搞好。我就讲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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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宏泉：关于书法史的研讨，这样的活动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了。大概在七八年十来年前，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活跃的。以前大家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现在愈来愈少了。前一段时间我正好在写一组小文章，专门把《中国书法全集》从头到尾看一遍，有很多感慨。我觉得《全集》诞生在书法热的时候，而且是在所有的学术或者出版业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化的时候，它出版了。首先，它的学术性是非常强的，这说明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这批学者是扎扎实实地在做事。到了近几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编撰的《画家全集》。这时候出版业已完全开始与市场接轨了，很多的书要考虑到市场效益的问题，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了。这样的书大都就像华老师刚才所讲，就是去抄，怎样汇编起来好卖就行了。像这样的书，虽然很快，也很系统的出来了，但它的学术价值可能过些年之后也就消失了。只是供那些老干部、老年大学的老人们随便翻翻也就差不多了。《中国书法全集》的出版，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把一大批国内真正有水平的学术精英网罗起来了，确立了这样一个课题，大家付诸了行动。也就是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没有这样的任务，没有这样的压力，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去做了。再有就是有一批年轻人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了锻炼和培养。实际上也培养了一批这样的年轻学者，带动了一大批年轻人，让他有事情可做，我认为这是它的重要意义所在。那么，它的学术性就不消说了。我看完之后，我认为当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邓石如》卷，有些释文弄错了的，能不能出另外出个增编，把这些错误订正？包括已经出了的一些有关《书法全集》的评论文章，把它以附录的形式出版，这是一个建议。第二，就是除了个案研究之外，有合编的，如明代名家或者清代名家这样的卷次里面，以前大家很熟悉的当然要写，但不能人云亦云。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以前一些书法史关注过或者没有关注过的这些书家重新挖掘出来。假如有新的材料，我们在讨论这些书家的时候不一定按照前人的既定标准来评判，我们一定要参照各种审美予以重新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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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默：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我参加过很多次，关于书法史的研究，假如说以一个民间身份办的研讨会，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认为能真正出成果。官方的我就感觉到太没有主题了，或者主题太泛化，不集中，什么样的论文都有，良莠不齐。我认为沧浪书社它成功的经验在于很单一，就《兰亭序》，把《兰亭序》的方方面面都研究透彻了，这就解决了书法史的一个大问题。就好比我们今天这个会，今天光研究明代书法的现象或者明代书法的作品，范围虽小一点，主题相对集中，那么这个书法史讨论会的学术性含金量就高。假如讨论书法史还停留在很多空洞的课题止，那你肯定深入不下去。《中国书法全集》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为书法研究提供了范本，比如《黄庭坚》卷。我最近在研究黄庭坚，看了外面的许多本子，我就觉得做得空洞。黄庭坚的草书好，到底是哪个时候开始好的？如果把这个问题列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我认为对黄庭坚的研究就做得很深入了。《中国书法全集》之所以走在学术的最前沿，是因为刘正成老师他定的一些课题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了。就像我们正在编的元代卷或者明代卷，书家那么多、作品那么好。如果都这样开个研讨会，我认为就深入下去了，学术成果就非常好了。再出一个论文集，我认为对当代书法史的研究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不过现在的全国书学讨论会，我总觉得每况愈下，都不参加了。另外，书法史的研究，正如华老师刚才所讲，从边缘学科切入，我认为有文章可做。所以，我建议，今后要以《中国书法全集》的名义，搞一个断代的或者是每一个书家的研究，把这个成果整理出来，我认为比全国书学讨论会的价值不知要高多少。《兰亭论辩》就很有保留价值和资料价值，关于兰亭的所有文章资料都在里面了。假如你再研究《兰亭》，这个《论文集》是一定要看的、绕不过去的。如果我们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就站到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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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伟：《中国书法全集》确实是既有影响又有学术价值的一套丛书，可以讲是有史以来书法方面一项最大的工程。这套书放在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我作为荣宝斋出版社的一员，也觉得是一种荣誉。这套书确实也为荣宝斋出版社创立了品牌，既赢得了一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们社里对这套书特别重视，我们经常都在研究如何进一步配合、支持、推动这套书的顺利出版。如果说到跟书法史的关系，我觉得这套书尽管只出了一半，但对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单就这个出版事件的本身而言，我想《中国书法全集》肯定会在今后的书法史上名垂书史的，就像编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样，在书史上可以大书一笔的。刘老师主持这个编撰工作，这件事件本身就是书法史的一个亮点。当然，这是后话了，后人研究咱们今天的书史肯定会提到这个事情的，绕不过去的。
    《中国书法全集》之所以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以及诸位专家学者如此的青睐，我觉得和它的进程的快慢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可能嫌它慢了，但它慢的本身也说明了这件事情来之不易。如果粗制滥造的话，当然很快了。我们都巴不得它快，两年三年就出齐，但最我认为最重要还是要保证质量，不能以降低质量来赢得出版速度。从《全集》的编辑规模来说，原来好像定的是108卷。作为一个计划，我认为如果在编辑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压缩相应的计划也未尝不可。我建议，这个108卷的规模是不是可以作适当的精简？精简的本身也是提升这套丛书的含金量。当然，能编得完整更好，这充分体显了它的规模，但也不能纯粹为凑数而搞这个规模。上午黄老师也讲到了，像明代的一些小名头书家，在书法史上地位当然没法和宋四家、赵孟頫等相提并论，如果再往下分，可能还会有一些书家，这些人对于书法史或者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都可能微不足道，像这批书家会不会也列上？如果列上的话，就可能显得有些臃肿了，也有可能会削弱《全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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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庄：这里就说两句话。《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是一项具有高瞻远瞩的学术工程，堪称当代中国书法史上的大手笔！我本人非常荣幸，能成为这个历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最后，我要向《全集》的总编刘正成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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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华：刚才华先生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感触，我讲两句。我参加过几次正成主持的书法学术研讨会，都是以书法史为主。今天这个题目很大，很泛，是个永远讲不完的泛题。那么我也泛论了。在我的有限的阅读之中，对中国书法的定义，我印象深的有两个判断，一个是熊秉明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郑振铎讲中国书法不是艺术。之所以有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认为恰恰是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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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龙春：我简单地说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顺着华老师刚才所讲的，我们作书法史研究也好，编《全集》也好，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实际上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像华老师对两汉、两晋墓志的了解，曹老师对两宋笔记的了解程度，还有白谦慎老师对清代尤其明末清初别体的了解，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最近也在做清初的一个隶书书家郑簠，翻来翻去几篇文章都是引用了孔尚任的一首诗，其实把清初跟他相关的人别记翻一翻，在《康熙十指》里面大概就有八位给他写过诗，称赞过他的八分书。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个时期的史料不能仅仅限于书法史，一定要涉及直接相关的资料，包括一些图像文献。还有，就是一些边缘学科对书法的影响，但是，今天对边缘学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其实一个艺术家具体作品的表达，其实包含了许多信息。他的风格特征，是通过哪些中介来渗入进去的，这些问题都要细挖。我们还要常常讲到一个时代的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把这些讲完之后，比如讲到晚明，就要讲到理智，完了是浪漫漫主义，然后就是晚明的草书，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中间是非常复杂的。又比如讲王铎，讲到一个具体的书家的时候这两者就联系上了。王铎当时喜欢古体字，其实并不是他本人好异尚奇，不能用喜欢新奇来概括他。另外，我想讲书法史，包括论文、著作的撰写方面，有一个叙述方法的问题，海外的学者就非常重视叙述方式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这本书、这篇文章写出来是让人读的，而不是显示学问的一种手段。在书法史的研究领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读了以后不知所云，和读者的距离感很强。所以，很多读者不会读我们这方面的书，太多数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拿来翻一翻。我就从书法史史料的搜集，以及研究中的学术途径和叙述方法，简单地说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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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爱龙：我个人参与到书法的研究工作已经多年了，大概十多年了吧，这中间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做这行了。以至于我做起来感觉到有些孤独，当然具体做起来的时候不会孤独，反正也是个体的行为，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不是热闹的事情。我在教学中经常对学生讲， 一定要关注书法史研究的新的东西，昨晚还跟龙春兄聊到很晚，讲到任何一个阶段书法史的研究、任何一个断代、任何一个书家，我们如果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的话，会发现我们原先很多的叙述会出现一定的难度。
    回到《全集》的问题上来。我认为，第一，还是要赶时间。这个工程的很长了，不能无限地拖下去，我们要有紧迫感。但也不能光赶时间，一年半载就把它做完了，实在不行也只得拖，但一定要把基础的东西做好。学术界肯定有许多高手，他们也许没有参与到这里来，如果我们仓促地把书出版，人家要是看到了，会影响到《全集》的声誉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允许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把自己负责的分卷做好。龙春刚才讲注重第一手资料。早十年前我们是苦于看不到一些资料，但现在远远要比十年前多得多。像南宋这一卷，去年一年我自己购买的相关资料大概就有三四万元。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资料，看到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仅限于书家小传或者作品的翻版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可能学术性就会减弱。所以，我想书法史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而不是没有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