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4） 我的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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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4）

                  
                    我的文学之梦

   1985年我从四川作家协会调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时候，我觉得其收获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其损失是抛弃了我奋斗二十来年的文学追求。当时，一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书法是不是艺术？我为之工作有什么意义？尽管我天性热爱书法，从16岁开始临帖学书，但这是不是应该成为职业。扬雄说过，书，心画也；但也同样说过，书，小道也，壮夫不为。由于这种思想基础，从一个小局部来说，我来到书协工作，也是文学对书法的“介入”。我的思维方式，包括办刊方针，自然引进了文学界的因素。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推介当代新人，破除“盖棺定论”的旧习，便是我书法“介入生活”的思想基础。如果《人民文学》按论资排辈来办的话，《人民文学》就该关门了。
   
   巧得很，来北京，就在沙滩这里办公十来年，做了中国作协的邻居。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作家协会外联部。因此，我在这里也时常见到一些文学界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1989到1990期间，刘宾雁与祖慰出国前夕，我都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见过。刘宾雁先生属牛，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像牛一样。我在当《人世间》文学丛刊副主编时，曾邀请过他和张贤亮先生来四川笔会，在峨眉山住过好几天。他说话语调亲切、思维深邃。张贤亮则放言诙谐、无拘无束。那次，在楼道上见到刘宾雁先生时，当然不知道他要出国，我们作了寒喧和短暂的谈话后，就分手了。刘先生应该不常到做协来，我来京后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是不是来这里与一些作协的朋友道别，则不得而知。事过不到半年，祖慰也来作协外联部，在楼道里碰了面，祖慰在武汉时，我曾专程去约稿，请他到四川参加九寨沟笔会。后来，他去了九寨沟，与何士光等在九寨沟玩得很痛快。祖慰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才子，思维敏捷，口才雄辩，他的“审丑论”倒很可以移置来为“丑书”作辩护。他极善言辞，宣扬他的小说审美观。但是，这一次见面，他见我改了行道搞书法，便不与我多谈文学了，只是大家寒喧寒喧而已。后来，这俩人都听说先后出国，而且一去不返了。据说，祖慰在法国，1998年我去法国时，正好碰见一个电影学院去法国的学导演的女士，她假期来客串导游，告诉我一些祖慰的情况。她说祖慰在法国并不如意。我可以推测，刘、祖二位先生出国，必然如同无根的飘萍一般，境遇是不可能好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国离乡，我也没有给他们交换过除了文学以外的别的话题，但他们显然是为了他们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是一种错误。书法家们大约不会犯这种政治错误。因为常常书写唐诗宋词，似乎给人一种超越的情怀。文学界偶尔有朋友来，我才得以有机会聊一聊生活与文学，好像得了一份大餐似的。
   
   1989年夏天，就是我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完之后，马上用了两周时间，完成了我的中篇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发表在当年8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时，我找了我的本家刘心武先生，我在文学界时，他也是我联系的作家。刘先生知道我写历史小说，当时他尚在《人民文学》主编位上。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卸职了。《庄周自传》是来北京前有个初稿，但四、五年的北京生活，让这篇小说有了更好的主题，1989年基本上是重新改写了一遍。我在非常忙的书协工作中，尚难放弃文学之梦，可见是秉性难移。那时，我常常自我安慰，且把这书协工作当作体验生活吧。是的，书法界也有不少高人，但普遍来说，似乎比文学界的人灰暗得多。模糊的形象，模糊的人生，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业竞争的利益，使书法界的人更显佝偻而矮小。书法界也不时有人在叫嚷“人文关怀”吗，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说的，就是不干的。
   
   1989年秋，作为文化部长尚未卸任前，我第一次见到我所仰慕的王蒙先生。我当时想赠送王蒙先生一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作为文化部长应该关怀书法。他听说后，自己来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实际上和我们在一个院，他在孑民堂办公。我把上、下两部辞典送给他，还说请他题个词。他说我的字太差，不能题，我说，我喜欢他的中篇小说《蝴蝶》。当然也提及了那篇他刚刚发表的引起不同意见的《坚硬的稀粥》，他只说，任别人怎么去理解吧。聊了一会，他起身告辞，说有事再联系，走了。自那些以后，差不多整整10年，我们又重逢在北戴河，那是2000年夏天，我们作为文化界50名优秀工作者代表成员，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块出游山海关时在老龙头上所摄。站在老龙头上，看海滩上的残墙颓垣在涛声中消磨，颇引起王蒙先生兴奋。海风猎猎，我们一块走到尽头，在这里合了一个影。有10来天时间，大家朝夕相处。吃饭时，也总在一桌，还有张贤亮先生，作家协会还有一位女作家铁凝。这一次，我们聊的主题又从文学转为书法了，特别是张贤亮先生，总催着我张罗笔会写字，张先生也挥毫作书，豪放而执着。我随身带了一本我的历史小说集，赠与了王蒙先生。临分手那天早餐，王先生找到我，说他已读了三篇，我说，你喜欢哪一篇？他说，他喜欢《望美人兮天一方》那篇。这篇小说我写苏东坡元丰年间被贬黄州，写作《赤壁赋》和《赤壁怀古》时的事。一文一词，前后两三月之间完成。《赤壁赋》乃庄周避世的意境，《赤壁怀古》则有周瑜奋发有为的情怀。一进一退，东坡内心矛盾可知矣。王蒙先生喜欢这一篇文章，是不是与他的《蝴蝶》和《逍遥游》有关。文章与境遇岂能无关？当然，我也不能乱猜测。因为约好回北京再聊，后来，在北京我们又约了一次，我想听他进一步谈一谈对我的小说的意见。他只说了，如果再放开些写会更好。便又扯到书法上去了。他眼高，在他家里就挂着两幅饶宗颐先生的字，真是不俗。我送他的那张字也装裱好了挂在墙上。我想起了他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他喜欢饶宗颐，除了书法，还是与学问有关。作为激烈奋进的作家，不会完全躲进“学问”里吧？我确实很爱读他九十年代初与刘心武先生 一同写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但他藏之深处的心曲，也是在我刚刚读到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才有所了悟。他认为：
   
   一切语言都是得力的工具，但同时是陷阱，特别以一定的受到时间空间和文化限制的语言，去读去写千变万化的人生，这多半会是妄语乃至诓语。这样的话语，在传达出某些信息的同时会遗漏更多的信息；在描绘出某种真实经验的同时会使处境不同的人觉得隔靴搔痒；在强调了善良和高尚的同时会显得陈旧酸腐；在强调效用与成功的同时会显得机会主义；在传达出智慧和高明的时候会被认为缺少诚实，会被认为是轻视与污辱蠢俗之人；在强调原则与清高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作秀；在表达出认同与适应的同时会被看做软弱无骨；在强调有所不为的时候会显得呆板。总之，不论你讲得多么洋洋洒洒，实实在在，美伦美奂，引人入胜，一旦成为白纸黑字，它就可能变得僵化、勉强、疏漏、空泛——它就极容易被滥用，被庸俗化，被挑剔，被歪曲，被驳斥，就同样进入如同前面的文字已经讲过的那个“狗屎化”过程，总之，一切无懈可击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有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如西方名言“沉默是金”。
   
   为什么还要写？
   
   王蒙先生最后作了夫子自道：
   
   未泯济世之心，并无道穷之叹！
   
   我逐渐意会了王蒙先生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家！
   
   文字当然难以如实。但人生的如实，其实就是文学境界。什么叫“深入生活”，只因你入世不深也。倘在人世深处，这人生与文学又有什么分别呢？蜀客先生在我的一篇“看图说话”后跟帖说：“这一切只因入世太深故也！”蜀客先生是科学家，对人生的理解如此透彻，这也是科学家的境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文史不分”。《史记》者，历史也，亦文学也。因其是文学，故能传世；因其是历史，才是真文学。二十年来，我自认为已经远离了文学，其实是真正走进了文学的深处，只要你仍有一颗文学的心在。王蒙先生、张贤亮先生均已过花甲之年，他们已不与一般人聊文学，因为文学已与他们同在了。回首生活，我所经历过的，包括我已经讲述过的，和那些我尚待讲出的，哪一件又是可以用文学虚构出来呢？我的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在描写庄周濒死之际，他的一些心理语言，亦可玩味：
   一只翩翩的蝴蝶，飞过来了。黑色的经络，粉色的薄翼，猫眼似的花纹，在我脑际盘旋，盘旋……我振动翅膀，我快活地飞着……
   “先生！先生！”
   “先生醒醒！”
   蝴蝶飞去了。我睁开眼，看见学生们围着我，他们刚刚把我叫醒。呵，我原来是庄  周！……不，我是蝴蝶，我是在梦中才化做了庄周！
   ……先生！先生！
   呵，我是庄周，我是梦中才化做蝴蝶……
   我又梦见了蝴蝶！我的心跳得好快！
   …………
   ……蝴蝶！不，庄周……蝴蝶……庄周……蝴蝶……
   一本《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没有什么细节与故事，也没有被描写的人物。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小说，一本已进入“真如”境界的第一人称小说。不管你认为这本“小说”是好是坏，但作家与人物已浑然一体，他的人格、心灵、审美、观念已暴露无遗，无所遁逃。王蒙这个人，既是作家，亦是人物。这是他的“化蝶”境界。这值得我学习和追随。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读书感想当面请教王蒙先生，以期得到他的认可。
   
   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1994年秋召开的“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这也是一次与文学的近距离遭遇。这次会议，王蒙先生没有参加，但是，首都有名望的老作家如汪曾祺、李准、邓友梅、林斤澜、唐达成、管桦、张志民等光临会议，均各有精彩之论。会议在沙滩文联二楼会议室开的，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也来看望了大家。
   汪曾祺云：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
   李準云：书读多了，自然脱俗有个性。
   邓友梅云：在台湾，大到百货公司，小到馄饨摊，都不用美术字写招牌，都是书法。
   唐达成云：书法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艺术。
   林斤澜云：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
   张志民云：书协应该吸收些高档级的成员。
   管桦云：不必每人都是书法家，但至少应懂书法。
   大家知道，李準是有名气的写北碑的书法家；汪曾祺的书法颇似乃师沈从文；唐达成乃著名篆刻家唐醉石的公子，作书亦有家法；管桦善画竹，亦善书；林斤澜独钟金文，且颇有一些研究；张志民作书很有书卷气。这些中国文坛领袖，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实在令我们开了眼界。只可惜，我们未能按张志民先生的意见，把这些文坛领袖请进书协，让文学参与书法就非常有限了。汪曾祺先生所言，既是对北宋书法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代书法家的明确要求。这些文坛耆宿，其人格与经历均化为文学了，也包括他们对书法的修养。今天，其中至少有四位已作古人，不知书法界对他们的教诲有何想法。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遗憾。邓友梅先生说过，作协书记处叫我们开会，我们都可能不去，但都上你们这里来了。我得感谢邓友梅先生的联络作用。但是，那天开完会，我们只在沙滩路口一个很小的饭馆请各位老先生吃了一顿饭。那时杂志社没钱，太寒碜了。后来有了钱时，我们已经无法把人都请齐了。说句笑话，那天谈书法，也确实让各位老前辈会了一顿精神书法的餐呢！
                            2003年7月7目于松竹草堂

二然斋主

羡慕----------

鸿石

读刘公文，心境颇契合，同病使然，然我只算小疾矣。

望网

   感悟颇深，令人起敬。

东瀛来客

???

别部司马

我的文学之梦

  1985年我从四川作家协会调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时候，我觉得其收获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其损失是抛弃了我奋斗二十来年的文学追求。当时，一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书法是不是艺术？我为之工作有什么意义？尽管我天性热爱书法，从16岁开始临帖学书，但这是不是应该成为职业。扬雄说过，书，心画也；但也同样说过，书，小道也，壮夫不为。由于这种思想基础，从一个小局部来说，我来到书协工作，也是文学对书法的“介入”。我的思维方式，包括办刊方针，自然引进了文学界的因素。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推介当代新人，破除“盖棺定论”的旧习，便是我书法“介入生活”的思想基础。如果《人民文学》按论资排辈来办的话，《人民文学》就该关门了。
  
  巧得很，来北京，就在沙滩这里办公十来年，做了中国作协的邻居。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作家协会外联部。因此，我在这里也时常见到一些文学界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1989到1990期间，刘宾雁与祖慰出国前夕，我都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见过。刘宾雁先生属牛，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像牛一样。我在当《人世间》文学丛刊副主编时，曾邀请过他和张贤亮先生来四川笔会，在峨眉山住过好几天。他说话语调亲切、思维深邃。张贤亮则放言诙谐、无拘无束。那次，在楼道上见到刘宾雁先生时，当然不知道他要出国，我们作了寒喧和短暂的谈话后，就分手了。刘先生应该不常到做协来，我来京后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是不是来这里与一些作协的朋友道别，则不得而知。事过不到半年，祖慰也来作协外联部，在楼道里碰了面，祖慰在武汉时，我曾专程去约稿，请他到四川参加九寨沟笔会。后来，他去了九寨沟，与何士光等在九寨沟玩得很痛快。祖慰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才子，思维敏捷，口才雄辩，他的“审丑论”倒很可以移置来为“丑书”作辩护。他极善言辞，宣扬他的小说审美观。但是，这一次见面，他见我改了行道搞书法，便不与我多谈文学了，只是大家寒喧寒喧而已。后来，这俩人都听说先后出国，而且一去不返了。据说，祖慰在法国，1998年我去法国时，正好碰见一个电影学院去法国的学导演的女士，她假期来客串导游，告诉我一些祖慰的情况。她说祖慰在法国并不如意。我可以推测，刘、祖二位先生出国，必然如同无根的飘萍一般，境遇是不可能好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国离乡，我也没有给他们交换过除了文学以外的别的话题，但他们显然是为了他们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是一种错误。书法家们大约不会犯这种政治错误。因为常常书写唐诗宋词，似乎给人一种超越的情怀。文学界偶尔有朋友来，我才得以有机会聊一聊生活与文学，好像得了一份大餐似的。
  
  1989年夏天，就是我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完之后，马上用了两周时间，完成了我的中篇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发表在当年8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时，我找了我的本家刘心武先生，我在文学界时，他也是我联系的作家。刘先生知道我写历史小说，当时他尚在《人民文学》主编位上。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卸职了。《庄周自传》是来北京前有个初稿，但四、五年的北京生活，让这篇小说有了更好的主题，1989年基本上是重新改写了一遍。我在非常忙的书协工作中，尚难放弃文学之梦，可见是秉性难移。那时，我常常自我安慰，且把这书协工作当作体验生活吧。是的，书法界也有不少高人，但普遍来说，似乎比文学界的人灰暗得多。模糊的形象，模糊的人生，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业竞争的利益，使书法界的人更显佝偻而矮小。书法界也不时有人在叫嚷“人文关怀”吗，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说的，就是不干的。
  
  1989年秋，作为文化部长尚未卸任前，我第一次见到我所仰慕的王蒙先生。我当时想赠送王蒙先生一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作为文化部长应该关怀书法。他听说后，自己来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实际上和我们在一个院，他在孑民堂办公。我把上、下两部辞典送给他，还说请他题个词。他说我的字太差，不能题，我说，我喜欢他的中篇小说《蝴蝶》。当然也提及了那篇他刚刚发表的引起不同意见的《坚硬的稀粥》，他只说，任别人怎么去理解吧。聊了一会，他起身告辞，说有事再联系，走了。自那些以后，差不多整整10年，我们又重逢在北戴河，那是2000年夏天，我们作为文化界50名优秀工作者代表成员，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块出游山海关时在老龙头上所摄。站在老龙头上，看海滩上的残墙颓垣在涛声中消磨，颇引起王蒙先生兴奋。海风猎猎，我们一块走到尽头，在这里合了一个影。有10来天时间，大家朝夕相处。吃饭时，也总在一桌，还有张贤亮先生，作家协会还有一位女作家铁凝。这一次，我们聊的主题又从文学转为书法了，特别是张贤亮先生，总催着我张罗笔会写字，张先生也挥毫作书，豪放而执着。我随身带了一本我的历史小说集，赠与了王蒙先生。临分手那天早餐，王先生找到我，说他已读了三篇，我说，你喜欢哪一篇？他说，他喜欢《望美人兮天一方》那篇。这篇小说我写苏东坡元丰年间被贬黄州，写作《赤壁赋》和《赤壁怀古》时的事。一文一词，前后两三月之间完成。《赤壁赋》乃庄周避世的意境，《赤壁怀古》则有周瑜奋发有为的情怀。一进一退，东坡内心矛盾可知矣。王蒙先生喜欢这一篇文章，是不是与他的《蝴蝶》和《逍遥游》有关。文章与境遇岂能无关？当然，我也不能乱猜测。因为约好回北京再聊，后来，在北京我们又约了一次，我想听他进一步谈一谈对我的小说的意见。他只说了，如果再放开些写会更好。便又扯到书法上去了。他眼高，在他家里就挂着两幅饶宗颐先生的字，真是不俗。我送他的那张字也装裱好了挂在墙上。我想起了他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他喜欢饶宗颐，除了书法，还是与学问有关。作为激烈奋进的作家，不会完全躲进“学问”里吧？我确实很爱读他九十年代初与刘心武先生 一同写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但他藏之深处的心曲，也是在我刚刚读到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才有所了悟。他认为：
  
  一切语言都是得力的工具，但同时是陷阱，特别以一定的受到时间空间和文化限制的语言，去读去写千变万化的人生，这多半会是妄语乃至诓语。这样的话语，在传达出某些信息的同时会遗漏更多的信息；在描绘出某种真实经验的同时会使处境不同的人觉得隔靴搔痒；在强调了善良和高尚的同时会显得陈旧酸腐；在强调效用与成功的同时会显得机会主义；在传达出智慧和高明的时候会被认为缺少诚实，会被认为是轻视与污辱蠢俗之人；在强调原则与清高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作秀；在表达出认同与适应的同时会被看做软弱无骨；在强调有所不为的时候会显得呆板。总之，不论你讲得多么洋洋洒洒，实实在在，美伦美奂，引人入胜，一旦成为白纸黑字，它就可能变得僵化、勉强、疏漏、空泛——它就极容易被滥用，被庸俗化，被挑剔，被歪曲，被驳斥，就同样进入如同前面的文字已经讲过的那个“狗屎化”过程，总之，一切无懈可击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有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如西方名言“沉默是金”。
  
  为什么还要写？
  
  王蒙先生最后作了夫子自道：
  
  未泯济世之心，并无道穷之叹！
  
  我逐渐意会了王蒙先生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家！
  
  文字当然难以如实。但人生的如实，其实就是文学境界。什么叫“深入生活”，只因你入世不深也。倘在人世深处，这人生与文学又有什么分别呢？蜀客先生在我的一篇“看图说话”后跟帖说：“这一切只因入世太深故也！”蜀客先生是科学家，对人生的理解如此透彻，这也是科学家的境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文史不分”。《史记》者，历史也，亦文学也。因其是文学，故能传世；因其是历史，才是真文学。二十年来，我自认为已经远离了文学，其实是真正走进了文学的深处，只要你仍有一颗文学的心在。王蒙先生、张贤亮先生均已过花甲之年，他们已不与一般人聊文学，因为文学已与他们同在了。回首生活，我所经历过的，包括我已经讲述过的，和那些我尚待讲出的，哪一件又是可以用文学虚构出来呢？我的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在描写庄周濒死之际，他的一些心理语言，亦可玩味：
  一只翩翩的蝴蝶，飞过来了。黑色的经络，粉色的薄翼，猫眼似的花纹，在我脑际盘旋，盘旋……我振动翅膀，我快活地飞着……
  “先生！先生！”
  “先生醒醒！”
  蝴蝶飞去了。我睁开眼，看见学生们围着我，他们刚刚把我叫醒。呵，我原来是庄  周！……不，我是蝴蝶，我是在梦中才化做了庄周！
  ……先生！先生！
  呵，我是庄周，我是梦中才化做蝴蝶……
  我又梦见了蝴蝶！我的心跳得好快！
  …………
  ……蝴蝶！不，庄周……蝴蝶……庄周……蝴蝶……
  一本《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没有什么细节与故事，也没有被描写的人物。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小说，一本已进入“真如”境界的第一人称小说。不管你认为这本“小说”是好是坏，但作家与人物已浑然一体，他的人格、心灵、审美、观念已暴露无遗，无所遁逃。王蒙这个人，既是作家，亦是人物。这是他的“化蝶”境界。这值得我学习和追随。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读书感想当面请教王蒙先生，以期得到他的认可。
  
  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1994年秋召开的“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这也是一次与文学的近距离遭遇。这次会议，王蒙先生没有参加，但是，首都有名望的老作家如汪曾祺、李准、邓友梅、林斤澜、唐达成、管桦、张志民等光临会议，均各有精彩之论。会议在沙滩文联二楼会议室开的，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也来看望了大家。
  汪曾祺云：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
  李準云：书读多了，自然脱俗有个性。
  邓友梅云：在台湾，大到百货公司，小到馄饨摊，都不用美术字写招牌，都是书法。
  唐达成云：书法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艺术。
  林斤澜云：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
  张志民云：书协应该吸收些高档级的成员。
  管桦云：不必每人都是书法家，但至少应懂书法。
  大家知道，李準是有名气的写北碑的书法家；汪曾祺的书法颇似乃师沈从文；唐达成乃著名篆刻家唐醉石的公子，作书亦有家法；管桦善画竹，亦善书；林斤澜独钟金文，且颇有一些研究；张志民作书很有书卷气。这些中国文坛领袖，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实在令我们开了眼界。只可惜，我们未能按张志民先生的意见，把这些文坛领袖请进书协，让文学参与书法就非常有限了。汪曾祺先生所言，既是对北宋书法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代书法家的明确要求。这些文坛耆宿，其人格与经历均化为文学了，也包括他们对书法的修养。今天，其中至少有四位已作古人，不知书法界对他们的教诲有何想法。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遗憾。邓友梅先生说过，作协书记处叫我们开会，我们都可能不去，但都上你们这里来了。我得感谢邓友梅先生的联络作用。但是，那天开完会，我们只在沙滩路口一个很小的饭馆请各位老先生吃了一顿饭。那时杂志社没钱，太寒碜了。后来有了钱时，我们已经无法把人都请齐了。说句笑话，那天谈书法，也确实让各位老前辈会了一顿精神书法的餐呢！
                           2003年7月7目于松竹草堂

松静

祖慰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才子，思维敏捷，口才雄辩，他的“审丑论”倒很可以移置来为“丑书”作辩护

逸云生

“美伦美奂”？——大人物用错词还挺吓人的！

王子雍

一只翩翩的蝴蝶，飞过来了。黑色的经络，粉色的薄翼，猫眼似的花纹，在我脑际盘旋，盘旋……我振动翅膀，我快活地飞着……
“先生！先生！”
“先生醒醒！”
蝴蝶飞去了。我睁开眼，看见学生们围着我，他们刚刚把我叫醒。呵，我原来是庄  周！……不，我是蝴蝶，我是在梦中才化做了庄周！
……先生！先生！
呵，我是庄周，我是梦中才化做蝴蝶……
我又梦见了蝴蝶！我的心跳得好快！
…………
……蝴蝶！不，庄周……蝴蝶……庄周……蝴蝶……
敝人倒感觉这段文字过于敏感了，少了道家的清气，大概是刘老师写到此处，有些动情了吧?

王子庸

“王子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