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书法家 党内一支笔——舒同

薛在银

　　在电脑诸多字体中，有一种“新舒体”，为各种文书、媒体、招牌所广泛应用，这便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舒同的艺术精品。他的书法真迹雍容端庄、飘洒圆秀、笔走龙蛇、弯弓盘马，给人以愉悦的文化慰藉与审美感受。舒同以其书法个性和风格，在中国翰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教苦学，初露锋芒
　　舒同，字宜禄，1905年出生于江西东乡县城。父亲是剃头师傅，母亲开小饭馆，家境十分贫穷。在亲友接济下，舒同6岁进启蒙学堂。当他开始认字时，就喜欢练字，但因无钱购买笔墨纸张，就捡来邻居织麻时丢弃的乱麻做土笔，将染布的蓝靛作墨汁，拿破碗当砚台。一张马粪纸，他要在上面写三次，第一次用黄栀汁写，第二次用红朱石浆写，第三次用蓝靛写。
　　县里有个前清秀才梁先生，对书法颇有研究，是舒同父亲的朋友，得知舒同酷爱习字，便将这个才10岁的小孩带到乡下读书，免收学费。这所“科班”私塾，对读书、写字要求极严，规定先学好书帖，练字从小到大，从简到繁，循序渐进。舒同在先生的传授下，临摹了一年多的柳公权体，而后又学颜真卿体。三年过去了，他练痛了手腕，熬红了眼睛，渐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先生适时指点：“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舒同把这席话当作座右铭，牢记在心。从此省吃俭用，千方百计购买王羲之、何绍基、钱南园等名家字帖以及楷、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的版本，认真学习琢磨。他决心练出自己的风格，独闯新路。为了写好草书体的“蛇”字，他多次冒险进山，仔细观察蛇的行(走)、游(戏)、卧(眠)、攀(登)等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
　　14岁的舒同，已小有名气了，乡邻请他写对联，写福、寿、喜等字，他都来者不拒。有个绅士操办寿诞，请他写“如松柏茂”匾字，得到好评，该乡绅盛赞少年舒同的字“刚健雄厚，大气磅礴，有开阔豪宕的风貌”。
　　
　　一路卖字 寻找党组织
　　16岁时，舒同考入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常为学校写字，留下了许多墨迹。1926年北伐军攻占抚州，他与几个同学自费购买彩色纸张，书写“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的横幅和大批标语彩旗。在中共特派员曹燕堂的影响下，他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乡县地方党组织的最早成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舒同等12人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舒同遂化名舒文藻，去武汉寻找党组织。到武汉后因路费用尽，舒同就为一家饭店书写“汉口远东饭店”招牌。老板误以为他是江湖卖字先生，有意留他继续写字，以招揽顾客。一星期过去了，舒同未找到党组织，便谢绝挽留，离开武汉，老板仰慕他的书法才华，赠他三块光洋，以作盘缠。舒同辗转南京、上海后，来到安徽含山县找党组织。这时天色已晚，他就在镇上饭馆住下。夜晚，他跟店主说：“贵馆开得不错，要是能挂上一块招牌，那就可以招揽生意。”店主笑着告诉他：“我早有此意，就是找不到字写得好的人。”舒同相机进言：“我走了几省，盘缠不足，想帮你写块招牌，赚点路费。”店主欣然应允，次日一早，便送来文房四宝，舒同挥毫写了“含山饭馆”四个大字。不久，这块四字招牌经过加工装饰，悬挂在门前十分惹眼，众人纷纷前来观看，赞不绝口。其中有位爱好书法的前清遗老，看了这块招牌连声叫好，认为舒同书法功底深厚，兼有柳(公权)骨、颜(真卿)筋，并有何绍基的笔法，独具特色，建议店主把舒同领到镇上一家私立小学去卖字。到学校后，舒同首先为校长书写了一个条幅，又为老先生书写中堂和对联，接着为镇上不少商店写了招牌，还为许多书法爱好者写字留念。后来校长劝他莫在江湖飘零，愿以高薪聘请教书。舒同因要继续寻找党组织，婉言谢绝。临行前，那位先生不仅为他筹集了路费，还通过关系为他开了一张“良民通行证”。
　　
　　毛泽东赞誉他是 “红军书法家”
　　舒同沿途以“卖字”为掩护，四处寻找党组织，辗转行程几千里，终于在1930年春夏之交重新找到了党组织，被派往家乡策应红军攻打抚州，继而以地方党支部领导人身份转入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起先他在红四军政治部任秘书，后历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舒同一手持枪一手握笔，在戎马倥偬之际，在枪林弹雨之中，坚持书法艺术的实践和书法理论的研究。无论酷暑或严寒，他总是很早起床，凝神静气，笔底流云，随带的各种名帖成了他最重要的“财产”。舒同揣摩这些名家的书法真谛，琢磨他们的特点和风格，进而融以自己的韧性、钻劲和对生活的体验理解，从而使“舒体”技艺日渐成熟，许多人看后都认为有“颜筋柳骨”的书家余韵。
　　1930年底，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战前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副体现作战方针的对联贴在大会主席台两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舒同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第一次看到毛泽东那大气、潇洒的书法，受到莫大启迪。1931年，他连续参加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始终寄情翰墨，潜心书法，甚至在行军途中也在马背上不停地比划字形，红军指战员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书法家”。每到一处宿营，他都不顾行军疲劳，以熟练的书法艺术从事政治鼓动和书写标语传单。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攻打漳州大捷时，舒同参加打扫战场，与毛泽东偶遇，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舒同?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二人边走边谈，毛泽东看见地上有许多子弹壳，随手拾起一枚，诙谐而深情地说道：“战地黄花，这就是战地黄花啊!”舒同猛想起“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名句，不是出自毛泽东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一词中么?许多指战员都把“黄花”理解为菊花或其它花卉，而今毛泽东自己对此却另有一番诠释啊!舒同向毛泽东坦陈自己对诗词和写作饶有兴趣，至于书法艺术更是他的第二生命，他说：“我参加革命后，书法与革命熔为一体了，书法特长帮助我搞革命活动，而革命斗争又给了我书法艺术以深刻影响，我这个人呀，就是革命加书法。”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我见过你的书法，写得很好，有功底，有风度，又好看，你是红军书法家嘛!”
　　以后舒同一有机会与毛泽东会面，就向他请教书法和诗词。长征途中，尽管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舒同却是文房四宝从不离身，行军时，右手食指不停地在膝盖上练字，因而他的军裤总是右腿膝盖处先破。每到一处休息，他就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标语。毛泽东看到墙头那些巨幅“舒体”标语后，非常赞赏。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舒同调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工作十分繁忙，即便如此，他仍始终坚持练字，为机关书写招牌，并满足红军指战员的求字愿望。在延安时，大家都向毛泽东求字，毛泽东就向大家推荐舒同的书法。从此，延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舒同的笔迹。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个校牌，毛泽东正在忙于撰写《实践论》，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就这样，舒同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从此他的名字被广为传颂，驰誉全党全军。建国以后，舒同又奉毛泽东之命，为“全国农业展览馆”题写了馆名。在毛泽东看来，当代中国有许多书法家，可他最喜欢收藏的是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书法家写的“舒体”字。他同意许多人称这种字体为“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也同意书法家评论“舒体”字的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斗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
　　建国后舒同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尽管工作忙碌，仍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刻苦练字的习惯，他不仅为上海写了无数的门牌匾额，还为《中国煤炭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书法报》等上百种报纸题写了报头。1954年华东局撤销，舒同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每次来山东视察工作，都要和他一起研究和探讨书法艺术，单是1959年一年间就达6次之多。有一次舒同陪毛泽东游济南大明湖，毛泽东说：“乾隆的字到处都有，但有筋无骨，我不喜欢。乾隆时期提倡赵书，代表人物是张照、弘历，书法功底较深，气格不高。那个时候对‘馆阁体’评价不一，有人就认为是钻进了书法的死胡同。”毛泽东这段话，使舒同大长见识，并为他以后进一步研究书法指明了方向。不久，他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北京荣宝斋书画店从邓拓家借来一支斗大毛笔，请舒同写一幅两米见方的“寿”字，舒同欣然答应。这幅斗大“寿”字，笔锋遒劲、潇洒飘逸，一经挂出，参观者莫不留连忘返。有人愿出500元购买，营业员笑着解释道：“对不起，这幅单字中堂是展出珍品，就是1000元也买不到这个‘寿’字。”
　　1961年夏，舒同在济南千佛山疗养。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将自己的书法艺术进行一次系统梳理，把随身带来的名家书帖及楷、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进行比较研究，取其精华，为自己的书法注入新的活力。他在山上每天要练五六个小时，对来自各地的求字者都一一满足，两个月共写了一千多张宣纸。后来有的书法家在研讨会上发表感言，认为“舒体”字具有圆深之劲、藏锋之功，其艺术魅力是在山东形成，并在千佛山上加以完善。有的评点舒同这位书法大师是：“名重而不傲世，艺高而不媚俗”，他有一颗爱心，平和地看待普通书法爱好者，真可谓“德艺双馨”。
　　文名不逊书名，毛泽东称他为“党内一支笔”
　　在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总政视察工作，当谈到我军干部有的自学成才时，他说：“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他的东西一半是过去的，一半是自学的，而胡耀邦完全是自学的。”
　　舒同获“党内一支笔”之称，许多人以为是指书法，其实毛泽东是指文章，当时党内、军内许多重要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毛泽东第一次与舒同见面时，就对他说：“我早就在《红星报》上读过你的文章，像你的书法作品一样，写得很好。”
　　舒同的文字功底，早在学生时代就受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他与进步同学组织了“学友会”，并主编《师水声》杂志，后在江西第三师范又与学友饶漱石、李井泉等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1925年舒同发表了文章《中华民国之真面目》，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专制腐败。参加红军后，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经常发表他的文章。尔后他长期在政治部、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与写文章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和国诞生后，他随陈毅来到上海工作，身兼六个重要职务，其中一个就是《解放日报》总编辑。他的文采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曾提议调他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文革”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一间十平方米的阴暗平房里关了六年。1971年春节前夕，他正气凛然地写了一篇令世人震惊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向倒行逆施的“四人帮”进行了急风骤雨式的反击：“专案组的陷害者们：值此专案审查第二个新年，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专案审查方面——不，在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表现出了你们天才的创造和崇高精神!你们完全不顾事实根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把一个经过42年长期考验的，仅仅在某个时候犯了一般化错误，本质上完全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在捏造陷害事业中创造新的奇迹。”这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战斗檄文，后来全文登载在《解放军报》，舒同遂被认为是“第一个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文革”结束后，舒同重新穿上军装，担任中央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年逾七旬的舒老，挑起了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重任，重展“党内一支笔”的风采。
　　创办“中国书法家协会”，弘扬民族瑰宝
　　舒同老将军的军旅之恋、翰墨之缘和“文革”冤狱之厄，构成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人生，但他有个风雨同舟的温馨之家。夫人石澜，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比丈夫小12岁，1938年奔赴延安，是延安著名才女，1942年9月1日在彭真主持下，二人举行了简朴婚礼，此后数十年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书画艺术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底，舒同征得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的批准和支持，联络各省、市、区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发起建立全国性书法协会组织。经过舒同近半年呕心沥血的筹备，“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5月正式成立，舒同当选为主席。在舒同的带领下，我国书法艺术停滞不前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促进了全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国际交往。1982年9月，舒同进入“中顾委”，并当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这时他已78岁了，鉴于他年事已高，第二届“书协”推举他为名誉主席。
　　舒同年届八旬时，依然满腔热情地致力于祖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工作。1984年夏，他不顾酷暑高温，赶到上海参加“文汇书法竞赛”授奖大会，他得知获奖的四百幅作品是从六万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不由兴奋地说：“中国的书法艺术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人!”
　　舒同晚年的辉煌已超出国界，“舒体”字早已蜚声中外，在日本、新加坡、朝鲜、加拿大、美国广泛流传。1980年和1984年，舒同两次应邀率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同日本书法界名流进行了接触，许多人纷纷求字，盛情难却，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舒老的墨宝，从而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为了便于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舒体”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3年出版了舒同的楷、行、草三种字帖，叶剑英、李先念、方毅分别为字帖封面题字。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舒老曾书写了“任重道远”大字中堂相赠。在庆祝舒老翰墨生涯80周年时，江泽民总书记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舒同书法集》题写了书名。
　　1997年11月25日是舒老92岁华诞，家乡东乡县举办了“首届舒同书法艺术节”，江泽民总书记专门为此题词——“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祝贺“舒体”书法艺术光大九州，弘扬四海，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一朵瑰丽的奇葩。
　　
　　来源：《情系中华》·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