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真草《千字文》與“真我面目”
前述,徐渭在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年)夏秋之際曾為《參同契》作注。故沈偉先生在考釋此二件品時,以署名用“田水月”、“大環”,而推論為隆慶獄中注《參同契》後所書,可渭不無卓見。[八0]《千字文楷書卷》(圖一二)在正文書完後,除了用“田水月”署款外,又自跋了一長段專門講文字訓詁的話,這與他在注《參同契》期間愛講文字的習慣相同。《徐文長三集》中不但收入《注參同契序》外,還收入《奉答馮宗師書》、《答人問參同》、《論玄門書》、《又論玄門書》等[七九],多以字解其丹道之經義,亦可旁證此書作於隆慶中。
此卷後有二跋:一,隔水上為“稽山半老”即近人陳半丁所跋;二,其後清人陳奕禧跋。兩人均是浙江人,陳奕禧為海甯人,陳半丁為紹興人。這二人均先後在跋中討論徐渭此書的歷史淵源,因為他們在極力為同鄉先賢這種驚世駭俗之書尋找理論依據。陳奕禧乾脆開門見山直說:“書而變乎俗,不能入俗眼,由於變也。欲變俗法,又豈欲俗人愛乎!” 這當然是據于徐渭“高書不入俗眼”之論。不過,他話鋒一轉,云:“變乎俗,何變也?入于古也!”他為徐渭尋找了一系列的古典資源。他認為,徐渭之書來源於“崔浩、包文該、《張猛龍》、《李仲旋》”等北魏諸品!崔浩有《吊比干文》、包文該是唐玄宗開元、天寶間人,但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卑唐第十二》中說:“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兗公頌》,體意質厚。”如果中國書法史確如黃惇教授所論有一個清代初中期的“前碑派” [八一]的話,那麼比阮元、包世臣早了二百多年的明代中期的徐渭,是否可以列入這個“前碑派”人物!陳奕禧(一六四八--一七0九),生於清順治五年,康熙四十七年擢南安知府,卒于官。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乾隆二十九年生,比陳奕禧晚出一百一十四年,看來這不僅要改寫關於清代碑學史了,還要重新認識明清之際這二百年的書法發展史實,改寫以朝代劃分學術發展階段的書法史學史了。
無獨有偶,陳半丁也另有只眼。他說:“青藤作書由顏、柳入米,而用筆取法經體,不求媚麗,此其所以高也!”這個“經體”即魏晉寫經體,亦是明代人尤其是吳門四家所不取的。從魏、晉、唐的非經典書法的古拙之質,來鑄造的“自家面目”,正是徐渭書法成熟的風格標志。這一點,也可以從徐渭在討論王羲之書法時,看到他的審美觀念。他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云: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八二]
由此觀之,徐渭雜揉米芾、大令、山谷,抑或取諸北魏碑體、經體,均非優孟衣冠,“取諸其意氣而已矣”,最終成“真我面目”。可以說,此《千字文楷書卷》便是徐渭楷行書“真我面目”的代表作。而款署“大環”的《千字文草書卷》又可稱之為其草書“真我面目”的“標準動作”。可以說它不及前此《春雨揚她二首草書卷》的天才般表現力和視覺衝擊力,但它確實是他其後許多作品,不僅卷、冊之書,也包括高頭大軸作品的基本範式:字與行的緊密穿插所體現的幅面張力,結字放中有斂的緊聚之氣,和中、側鋒交互變幻的筆法等等。
[七九])考見本書作品十二、十三《作品考釋》文字。
[八0] 參見《徐渭集》第二冊《徐文長三集》卷十六、卷十九,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四七三、五四三頁。
[八一]黃惇《漢碑與清代前碑派》一文認為,所謂前碑派,即指碑派的前身.前碑派書家以擅長隸書、篆書為主,其中大多數亦曾對傳統帖學下過功夫,創作中有糅合二者或以碑破帖的特徵.見《全國隸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河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四五頁.
[八二] 參見《徐渭集》第二冊《徐文長三集》卷二十,《跋》,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五七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