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虽然
二ＯＯ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武汉理工大学、荆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郭齐勇教授、熊铁基教授、毛庆研究员、彭浩研究员、陈伟教授和高华平教授主持了会议。
开幕式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三夕教授首先致辞，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组织成员，张教授回顾了会议发起、组织与筹备的基本情况，对出土简帛在文学院古典文献教研室的研究概况也作了介绍，并提出在湖北省不定期召开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的建议，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楚简研究和加强不同学科、不同单位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心愿。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陈伟教授也作了讲话，陈教授结合“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谈到了出土文献对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楚地学者对楚简的研究在学术界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研究热潮，对加强楚地学者之间的联系也作了强调，认为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会是多边受益的活动。会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齐洲教授就会议的学术成果、良好会风等方面作了总结。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二十余篇，全部为讨论出土竹简及相关学术问题之作，其中围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展开的有十五篇。这些论文从文字隶定、简文释读到思想诠释、文化考察等不同角度对新出楚简进行了观照，与会者围绕这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见仁见智的看法。今就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作扼要叙述。
一、文字的隶定与考释
近年来包山、郭店等地楚简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无疑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释读积累了经验。自二ＯＯＯ年上博藏楚竹书逐渐面世以来，文字的隶定与考释始终是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此次研讨会上，关于文字考释的文章比较多：
陈伟教授对楚竹书（二）中《子羔》、《昔者君老》和《容成氏》三篇多处文字作了考释。对于《子羔》一号简中的“占（上从宀）卉（上从宀）”二字，陈教授认为即是《唐虞之道》中的“ 寞”，理由是“占（上从宀）”与“ ”字形近，而“卉（上从宀）”与“寞”为明纽双声，可通假。对《昔者君老》第四号简“发命不夜”中“发”、“夜”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训为“废”、“赦”，前者是形近通假，后者是一音之转。对《容成氏》第五十二号简“以少会诸侯之师于牧之野”中“少”也做了新的训释，认为应该释为“宵”，全句文意方可解。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毛庆研究员对《鲁邦大旱》中的“ ”和“ ”二字进行了重新隶定与释义。整理者马承源先生将“ ”隶定为“ ”，毛先生持有异议，认为按马先生的隶定，其中“方”没有着落，而马先生将此字释为“失”，也未作任何说明，二字形有天壤之别，很显然无法形训，又，“ ”字没有读音，声训也无法进行。毛先生怀疑这只是整理者仅从文意的上下贯通而作出的主观随意隶定。对此，毛先生在论文报告中提出了古文字整理、训释的三条原则：第一，要优先考虑形训，字形是文字隶定的最重要根据；第二，在据形无法隶定的情况下，再求助音转；第三，形训时，应先以甲骨文、金文为据，甲骨文、金文中没有的字，可从传统文字学的角度往上推，可利用《说文》等字书作为形训的根据。按照这样的隶定原则，毛先生将“ ”隶定为“”，“ ”楚竹书隶定为“ ”，认为通“ ”，毛先生也进行了驳论，认为应隶定为“ ”，即奢侈之意。
武汉大学历史系罗运环教授的论文题目是《区别符号与贤、安二字的简化写法》。罗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金文、简、帛、玺、币等楚文字演变规律的综合研究，曾有多篇论文发表，本次提交的论文，是罗教授专就楚简文字演变规律所作的专门探讨。论文从“贤”、“安”二字的偏旁入手，谈其形体演变规律，但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古文字的构成理论，对出土文献字的隶定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掌握汉字形体演变规律，对出土竹简甚至其他出土文献字的释读都有好处。
武汉大学李天虹副教授从字的形体结构入手，对楚竹书（二）中《民之父母》篇第九简“ ”字、《容成氏》第四十六号简“ ”字的释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民之父母》篇十二号简“屯（纯） （德）同明”和今本〈孔子闲居〉中的“纯德孔明”作了比较考察，提出“同”可读如“洞”的新观点，作者认为“洞”，与“通”、“孔”同义，今本《孔子闲居》训“孔”为“甚”可能有误。
此外，湖北省博物馆的萧圣中副研究员根据新拍红外照，对曾侯乙墓遣策第九十五简第三至第六字中作出了隶定。对因模糊不辩无法释读的楚简文字，借助精密仪器、利用先进技术作出隶定，在方法上是可行的。
二、异文考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提供了与今本相异、颇具比较价值的文献材料，如《孔子诗论》中讼（颂）、大夏（雅）、小夏（雅）和邦风的排列顺序，与今本国风、小雅、大雅、颂这样的排序不同。本次研讨会上，版本的比较与异文考释都是围绕《民之父母》展开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高华平教授将楚竹书《民之父母》和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五至”的相关表述加以比较、辨析梳理，认为二者材料正好互相补充，则传世文献的完整表述应该是“物之所至，志亦至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楚竹书的完整表述应该是“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高教授作出这样的补正，一方面是从中国古代文艺感物发生的传统寻求理论依据，一方面是认为楚竹书和传世文献所言“五至”而实际材料只有“四至”，只有互相补正才能解决文字表述与概念间的逻辑矛盾。
张三夕教授提交了关于“五至”异文考释的论文，论文就楚竹书《民之父母》中“五至”这一核心概念，与传世文献中有关“五至”的文字表述作了比较，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而传世文献中的“五至”是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张教授围绕近期学术界对有关“五至”异文的不同理解进行了考证、辨析，认为《民之父母》的整理者试图让竹书迁就传世文献从而训“勿”为“志”，只是没有字形或声韵根据的假设，提出不应让竹书迁就传世文献的看法。同时，通过对简的形制加以考察，既然每支完简可书写三十四字左右，简尾平头完整的第三简尤存三十二字，第四简尤存三十字，则第三、第四简之间不存在脱十字的可能，那么高华平教授关于“五至”“脱一至”的说话也根据不足。张教授对楚竹书与传世文献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楚竹书更接近原本，“五至”的内容应如竹书所记，传世文献在传抄、讲授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动；第二种情况，“五至”的内容本来就存在不同的流传系统和版本，竹书和传世文献不存在母本和子本的传承关系。通过对〈民之父母〉全篇性质的考察，张教授还认为全篇所谈论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艺问题，引〈诗〉只是孔子启发学生的教育方式，故竹书的“物至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三、简文释读与复原
要利用出土文献来诠释思想或考察文化，简文的释读是基础。楚竹书（二）中，《鲁邦大旱》存简六枚总共二Ｏ八字，《昔者君老》存简仅四枚共一百五十八字，因为残损很严重，学者对这两篇文本复原就存在着不同看法。围绕这两篇简文展开的讨论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荆州博物馆彭浩研究员对《鲁邦大旱》第二简“孔子曰庶民智（知） （说）之事 （鬼）也”，作出了新的解读，关键在于对“说”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考察，认为原释“古代传统的求雨祭名”不准确，当是“为解除某种忧患、疾病而设”的祭名。彭先生通过对《昔者君老》四简的释读，对整篇文意提出了新的看法，《昔者君老》的整理者认为，其内容是记述国君自衰老至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的行为规范，而彭先生则认为简文讲述的不仅是朝见之礼，还包括入宫探视和居丧之礼。这对研究儒家礼学是有重要意义的。
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广濑薰雄先生对《鲁邦大旱》重新做了今译，然后指出在释读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对第二号简中的“政 （刑）与 （德）”、第三号简中的“ （抑） （吾）子女（如） （重）命丌（其）与”两句作了新的解释，其结论分别是：“政”是“正”的假借字，应该释为“匡正”；“抑吾子如重命其与”不是疑问句，意思是“如果您重复命令的话，民众会随从您”。对文中关于孔子与子贡问答各句的归属也给出了新的排列顺序，考释较为严谨，其结论也可备一说。
陈伟教授对《子羔》第六号简、第九号简也都作了文意解读。李天虹副教授在所提交论文中对《民之父母》第三至四号简从文意的释读上也提出了大胆假设，认为“志亦至安志之所至者”下面本有重文符，有关“五至”的文字当释为“物之所至者，志亦至安；志之所至者，志（诗）亦至安；志（诗）之所至者，礼亦至安……”，这种假设还有待新的材料加以验证。
四、思想研究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新材料的发现对于新学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出上博藏楚竹书就是学术研究的可贵新材料，它处于先秦至汉初的经典形成阶段，涉及到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于当时、历代、今日以及往后的学术、思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上，与会学者就楚简所反映出的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作了探讨。
１， 关于文艺思想
高华平教授梳理了上博藏楚竹书《民之父母》中与文艺相关的内容，即孔子提出的“礼乐之原”和“五至”问题。高教授认为“礼乐之原”，就是文艺之源或文艺的发生论问题，而“五至”主要是讲礼乐文艺发生源流上的五种关系。据此，还进一步分析了楚竹书《民之父母》和传世文献中关于“五至”的表述，传世文献将诗乐等文艺发生的源头推至人的“心志”，而楚竹书则说“物之所至，志亦至焉”，持一种“外物感发下吟咏性情”的文艺发生论，正和《礼记·乐记》的论述一样。作者认为，从中国古代文艺发生论的观点看，传世文献的“五至”对“礼乐之原”的表述是不够完整不够准确的，应该据楚竹书作出相应补正，以合于中国文艺发生的外物感动心志之说。对于传统的“诗言志”乃至“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作者也进行了阐释、辨析，作者认为它能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关，是在春秋时代思孟学派手中完成的。这些观点，为把握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富有启发性。
湖北大学蒋方教授就楚竹书《诗论》与今本《毛诗序》的关系作了探讨。作者从关于《关雎》的评说入手，探讨了楚竹书《诗论》的性质，认为《诗论》以“好色”说《关雎》，是基于儒学“以礼养欲”的理论，其实质是注重人的性情教化，而《毛诗序》则变性情教化为政治讽谏，其中可能有后人学说的渗入。这对于楚竹书在经学研究、文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都有抉幽显微的意义。
２，关于美学、哲学思想
研讨会上，高华平教授作了《美义溯源》的论文报告，主要是结合战国楚简中“美”字的不同形态，考察“美”的字义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结合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竹书中“ ”的形体分析，作者认为“美”与“ ”二字本来同源，均为“羊”、“人”的合文，反映了中国古人“羊人为美”的原初审美意识。对中国古代美意识从原始宗教性的“羊人为美”到“羊大为美”或“（大）人为美”再到单纯的“以人为美”或“美善同一”的演变历程，作者也作了回溯，并重新归纳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若干特点。关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起源，学界很早就从“美”字的起源与字义的演变中求解的努力，高教授利用新出楚简，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材料证明。
荆州师范学院荆楚文化研究所的徐文武副教授带来了关于郭店楚简《老子》的论文，也在会上作了讨论。徐先生的研究认为，楚简《老子》中三组“绝Ｘ弃Ｙ”，既是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绝智弃辩”讨论的核心是政治问题，“绝巧弃利”讨论的核心是社会问题，“绝伪弃虑”讨论的是人的心性问题。这对于理解道家思想内涵会有一定帮助。
也有论文尝试从《孔子诗论》中的“情”透视孔门诗教的特点，认为孔门诗教融诗教、礼教、乐教于一体，借《诗》以培养引导情，以礼规范调节情，以乐熏陶提升情，其出发点和中心都是人的“情”。这是关于儒家人文教化的论说，观点也可备一说。
五、文化史意义探讨
大量楚简的发现、整理，为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预示着楚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都将进入新的阶段。
王齐洲教授提交了题为《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的论文，王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上博藏楚竹书《民之父母》是一篇记载孔子《诗》教的完整文献，孔子提出的“五至”、“三无”、“五起”之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反映出了孔子《诗》教所强调的内圣之德与外王之道的主要内容，而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对“五至”的改动与对“五起”顺序的颠倒是不符合孔子《诗》教精神的。王教授认为孔子《诗》教有两个层面，“五至”、“三无”是对修养性情的要求，即内圣之道，而“五起”则是外王之道。论文中分析，《民之父母》篇所谈论的核心仍是政治问题，只是孔子以《诗》作为起点来谈，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的教化传统有一个从“乐教”到“礼教”再到“诗教”的发展演变，孔子把学《诗》作为学习礼乐文化的基础和培养君子人格的向导，使社会教育从注重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的“礼教”转向注重人文知识学习的“诗教”，开辟了人文知识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并借以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新局面，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楚地竹简的出土，对楚地的思想学术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会上，湖北大学陈桐生教授就南楚学术中心的问题作了论文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对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的文献材料的分析，对南楚战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应该进行重新认识，结论有四个方面：首先，南楚作为学术中心的时间，不是在荀子和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战国后期，而至少从战国中期就已开始，时间上应该往前推；其次，南楚学术活动的内容也决不止儒家和辞赋家，而学术活动的主体也包含儒、道、兵、阴阳、辞赋各派学者；第三，南楚学术活动的地点是伴随楚都的迁移而转变，由郢至陈而尤以郢都为盛；第四，南楚的经学和儒道哲学对后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标志着楚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
六、礼俗研究
研讨会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华先生提交了题为《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的学术论文，论文除搜罗《史记·龟策列传》中的疾病占卜内容之外，还将楚地出土的秦、楚日书中的占卜方法、原则加以排列分析，认为东周至汉初在南方楚地曾流行过龟、蓍、五行、建除、星辰、人日等多种病占方法。进而检验包山和望山楚简中的疾病占卜记录，发现有好几种日书的占卜方法曾经被应用于这两座墓主的疾病占卜，这说明用楚地当时流行的日书系统来复员当年楚人的各类占卜记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利用占卜来预测疾病，是中国上古时期楚地常见的礼俗，但楚人占卜疾病的具体方法，学界还缺少研究，杨华先生的努力方向是可贵的。
这次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楚简研究的专家，他们的论文报告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问题，而对前人已经涉足的问题，也给出了新材料、提出了新看法，议题紧紧围绕上博藏楚竹书，但探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文字学、简牍学、民俗学、文化学、文学、哲学、美学等诸多领域。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把上博藏楚竹书的研究引向深入作出了努力，对进一步的简帛研究和楚地历史思想文化的研究都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促进了文、史、哲三大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与相互渗透，加强了楚简研究领域新老学者的相互交流与联系。总之，这次会议安排紧凑、议题集中、富有成效，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好评。会议提交的部分论文，将于近期在《江汉论坛》、《湖北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刊出。
转自－－－简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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