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英伦行色十：大英图书馆2--西夏文手书残片与佛经印刷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6/01/11 11:36pm 第 2 次编辑]（刘正成）英伦行色十：
大英图书馆2--西夏文手书残片与佛经印刷
印刷术是谁发明的？
第二次去大英图书馆，时间也是非常紧迫，以至于把与吴芳思博士访谈的时间也押后了一小时。我们在地下书房里走动几乎是小跑，在看了大量汉简后返回经卷储存库的途中，我问吴芳思博士大英国书馆里还存有斯坦因带回的什么宝贝，话音未落，她很随意地从路过的书柜里抽出几个玻璃夹：呀，这么多西夏文残片！
恕我寡陋，我看过张掖大佛寺的西夏碑，看过西夏文拓片，还有一本宁夏柴建方先生相赠的西夏文字典，但从来没见过西夏文的手书墨迹，当然也很少见到有人研究西夏文书写与书法问题。至于研究西夏文印刷的倒有，因为中国现今保存的最早活字印刷品主要是元代的西夏文佛典。因之，我把那些写在那些极为柔薄的纸片上的西夏文字，误认为是西夏文的印刷品了了，你说该打不该打！
日本书法史学者藤枝晃（1911--1998）写过一本《汉字的文化史》，还因之获得了法国学术院金石文艺学院的朱里安奖。他站在书法与文字的另一个视角，即文字载体的角度来叙述历史，他的贡献是独特的。他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华严经》木活字本的仔细观察，发现的背上有印得很透的重复字是手钤的，而确认其为活字本。
据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提供的资料显示：关于木活字版的最早使用年代，过去曾有过各种不同时说法。有人认为在宋代就有木活字本，而且提出了几种版本加以证明。其中常被人们提到的是被称为宋本活字本的《毛诗》。由于该书的《唐风•山有枢》篇内的一版中“自”字横排着，完全可以证明是活字版，但无法确切证明为宋活字本。就目前的的情况来看，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刷品为1993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方沟方塔内的西夏文佛经印本，约为12世纪下半叶之物。如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大方文佛华严经》等。
据藤枝晃的描述，西夏国于13世纪前半叶被成古思汗灭亡后，蒙古人便把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吐蕃的大喇嘛。从大喇嘛方面而言，他应该只管吐蕃和西夏国地区的行政事务，但实际上，大喇嘛还拥有蒙古帝国内的佛教支配权。大喇嘛让受他管辖的汉族佛教徒肩负起印刷佛典的工作，而这些佛典是供处于大喇嘛管辖下的西夏人和回鹘人使用的。在这种条件下，元代的西夏文和回鹘文佛典在中国内地及南方的杭州等地得以印刷出版，然后又输入西域的。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资料对此不详，还认为这些西夏文佛典是敦煌人自己制作印刷的。因之说，元代的木活字印刷技术，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敦煌发现并盗走元代的维吾尔文木活字几百个。现在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只有五个维文木活字。我认为，这种说法尚不如藤枝晃的说法切实可靠。因为书籍的制作是有技术困难的，而运输是较为容易的。1998年冬天，我们在巴黎举办中国书法展时，曾去巴黎图书馆去看伯希和“盗走”的中国文物，没有看到这些古代印刷活字。但由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带回英国的这些西夏文手书残片，是否应该使用“盗走”二字，是可以稍加商榷的。我在大英图书馆亲眼看到，所有这些西夏文印刷残片均有编号，而且小心地记录了当时发现时的地域。这不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是一种现代考古学的严肃工作。如果当时不是由斯坦因发现，而是由中国老百性发现，能这样巨细无遗有条不乱地留存下来吗？试想，斯坦因第一次去敦煌时，中国只有金石学，尚无考古学。金石学大师罗振玉最初整理甲骨时代，根本还不知道类型学与地层学哩！从科学研究出发，我们应该感谢斯坦因的严谨工作。这些手书西夏文极像印制品，没有当成残书虑纸扔掉真是幸运呵！
到目前为止，最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明，木活字版为元代科学家王祯所首创。王祯是元代木活字印书很有成就的人。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初，曾于安徽旌德和江西永丰任职。他非常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提倡种植桑、棉，亲自参加工具改革的实践。并在前人经验基础之上，撰写了农学名著《农书》。因为字数较多，遂命工匠按他所创意，制作木活字三万多个，准备用活字排印。首先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用这份活字印刷了他所编纂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制了一百部。遗憾的是，这部古代有明确记载的木活字印本，早已失传了。《农书》是否用木活字排印，既不见记载，也没见传本。王祯把这次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方法，写了详细的总结，题为“造活字印书法”，于《农书》雕版印本的后面公布了。是一份古代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王祯除了发明木活字外，还设计了转轮排字盘和按韵分类存字法，使活字排版的技术与工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今天所知，王祯虽不是木活字版的发明者，但他设计的转轮排字盘，活字的按韵排列，活字的最少数量以及木活字制造方法等对木活字排版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近年来在学术讲演中一再提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权有可能被韩国“窃去”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他说韩国人在庆州发现了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这一回，我与王教授和徐塞教授结伴访问韩国，就专程去了庆州佛国寺看了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那座新罗时代佛塔。又从金洋东先生那里获赠了这卷印刷品经卷的原大复制品。韩国学者在博物馆介绍中说：“推定为公元750年左右写的作品。全长约有620公分，宽8公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制印刷品。刻板技术精巧，字体秀丽，完整地得持着木板印刷品的性质和特征。” 由于这个经卷上没有明确的印制时间和地点记载，按“推定”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间。因此，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里，这卷韩国出土的印刷经卷只署明“韩国庆州发现，中国唐代刻印”，不留余地地解释为“中国制造”，但也没有显示出为什么是“中国制造”的理由。
当然，要打起学术“官司”来，都可以说“证据不足”。当然，严格地说，“韩国制造”解是个案，只有实物自己这个“孤证”。而“中国制造”则不是“孤证”，因为有很多现存的中国唐代印刷品作为“旁证”。中国有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14年）雕本《开元杂报》是世界最早的报纸。还有成都出土的初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实物。同时还有唐刻本《全刚经》。其末尾明确刻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实物。该实物原藏于敦煌千佛洞，1899年在洞中发现，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该书呈卷子形式，全长4877毫米，高244毫米。卷首一幅扉画是释迦牟尼在祗树下给孤独园的说法图，其余是《金刚经》全文。该书雕刻非常精美，图文浑厚稳重，刀法纯熟，谈明刊刻此书时技术已达到高度热练的程度。书上墨色浓厚均匀，清晰明显，也说明即刷术的高度发达，而且即刷术发明已久。如果这与韩国庆州出土的那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相比较，后者就只能说是粗糙与笨拙了。
我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当时，根本没有去考虑“印刷”问题，我只在想着手写本的敦煌经卷问题，当然也更没有想到去查最早的印刷品。从韩国访问归来，我又仔细查看了我自已拍摄后贴在中国书法在线网站我误认为上的西夏文印刷残片后，想到了用藤技晃先生的方法来旁及于此。我认为，仅仅从上述罗列的几件唐代印刷品图片看，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在中国的结论绝不是“个案”，何况中国人在更早的时间就有刻碑和拓碑这种“印刷品”制造！至于西夏文的书写与书法问题，我认为它有着八思巴文、日文假名、韩文宫书的很多共同特色。作为一段文字与书法史来说，我想只有留待《中国书法全集-少数民族书法》进入实际编撰过程时，再去梳理吧。
乙西仲秋记于二味石榴堂